揭秘胡耀邦25天3600里路的鲁皖豫农村察看(图)(6)

　　在邯郸下车写“察看”报告

　　火车开动了，胡耀邦把唐非叫进包厢，谈了这次调研的感受。胡耀邦对唐非说，他要把这一路考察的结果，写成一个上报中央和毛主席的报告。

　　胡耀邦越说越激动，说到后来坐不住了。火车开到邯郸站，他们干脆下车住进了市委招待所。用一天时间，胡耀邦口授，唐非执笔整理，写出此行观感。

　　这份报告中要不要将此行看到的农村饥荒景象写出来？胡耀邦犹豫了半天，饥荒的景象一定使他内心痛苦。但是长期党内生活的理智也肯定提醒他考虑种种因素，最后，他决定不写那些惨状，他对唐非说：“把我们看到的这些记在心里吧。”

　　在邯郸写成调研报告初稿，大家登上火车返回北京。胡耀邦在火车上一路批阅修改，到北京后确定下一个长长的题目《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胡耀邦将这份“农村察看”送给团中央一些负责人征求意见，《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孙轶青看后有不同看法，直言相告，走那么25天，就跑了3600里地，这样“走马观花”地剖析中国农村，行吗？胡耀邦考虑了一下，仍然认为这份报告站得住，并于10月2日上报中央办公厅，呈送毛泽东。中央办公厅摘编了这份报告，摘编文本说：

　　我带了3名工作人员，从9月4日到29日，在黄河、淮河平原农村跑了一趟，除乘火车外，行程约3600里。观感如下：(一)形势确实比去年好。所到之处，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有了奔头。(二)水灾和水利问题。所到地区今年雨量并不算特别多，为什么水灾严重？原因有两条：一是雨下得很集中，二是水利建设有问题。今后不同的地区必须有不同的水利建设方针。(三)另一种灾荒和教训。为什么同样土质、气候条件而且紧紧相邻的县、社、队，却有好有坏：坏的地方主要是“五风”伤了元气，再加上今年的工作一再错过时机，吃了未能“见事早、抓得紧”的亏。(四)根本问题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农业60条。(五)调动生产队小集体积极性的关键。大队统一分配，在当前是保护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一个堡垒。听说主席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并且说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是解决生产在小队而分配在大队这个矛盾现象、真正调动小队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六)经营管理要更细，多劳多得要落实。(七)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

　　我们在安徽看到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许多生产队实行了一种叫做计划、分配、大农话、抗灾、用水看水五个统一下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实际内容就是按劳力分等，把田长期分到户管，包死产量，超产全奖，减产受罚，遭灾减免。许多群众通俗地把它叫叫做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听说，别的省也有少数地方自发地实行了这种办法。对此，我们的意见是：1.在一些“五风”刮得严重的地方，这种做法对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确实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2.这种做法已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纠纷。3.这种责任制有两个前提，一是“五统一”，二是各户对产量要负完全责任，这两个前提势必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4.这种做法如大家还要干，仍可试行，但要允许不同意的地方不这样做，更不要把它说得绝对，避免被动。如果要转过来，也要有准备、有计划地转，不要造成混乱，使生产再受损失。

　　(八)完全恢复生产力的决定一环，在于能解决多少生产需要的大牲口。(九)市场、中小城镇和职工生活。农村集市都放开了，很活跃，但有些地方也有点乱。怎样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对此，我们感到：1.集体商业似乎要加快一点建立，并且似乎可以全部以货易货，以此来抵制和缩小各种投机者的捣乱。2.对盗窃国家财产和谋财害命的大盗窃犯必须法办。农民对小件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求很多，最突出的是要布。城乡供求关系更加紧张，职工生活下降很大。对此要发动大家，自己动手加以解决。(十)要教育干部把团结看作生命。有些地方干部之间还有隔阂，主要是因为一些受委屈的同志还没有平反，心情不舒畅。有些出了毛病的好同志检讨未过关，觉得出力不讨好。这件事在有些地方还得很好地抓一下。毛泽东很快看到了这份报告，在4天后的10月6日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

　　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转发到团中央，高勇见到了非常高兴，立即送到胡耀邦面前报告说：“耀邦同志，主席对你的报告作了批示，称赞写得很好。”

　　胡耀邦也非常高兴，抱怨了孙轶青一句话，说他只看到标题上的25天和3600里路，就断定是跑马观花，“满脑子形而上学”。显然，胡耀邦的这份报告有几处使毛泽东宽心和满意。首先是报告认为，农村形势“确实比去年好”，而且说“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其次，报告赞同毛泽东关于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指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在报告的第7条中，专门阐述了他对安徽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做法的认识，认为这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积极方面是“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但是他认为这种办法只能是在抵御大饥荒时“暂时采用”，如果“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为什么会这样？胡耀邦没有说。以当时情况推论，“包产到户”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相抵触。毛泽东认为，这条底线不能碰。

　　其实，胡耀邦这条意见中的观点相互矛盾。一方面说“包产到户”有“积极作用”，又说不能发展下去；既说“这种做法如大家还要干，仍可试行”，又说要允许不采用这个办法，“以免被动”。也由于这些原因，毛泽东对胡耀邦的报告是有限赞同，这从他批示之简短可以看出，而且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及。

　　而胡耀邦对这个报告论述的思想却在不断思索，逐渐倾向乃至最后支持“包产到户”。这种认识的发展过程，倒是胡耀邦的一个亮点。1982年10月，来到安徽视察的胡耀邦特地约请当年与他见面时积极介绍“承包到户”的地、县领导人，当面道歉，作自我批评说：“对‘责任田’的认识有先有后，当时我对这个办法是不赞成的。”“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债。曾希圣同志搞责任田，我来调查过，我持不同意见，并报告了中央。”(本文撰写过程中，唐非、高勇、刘易晏、李彦 先后接受了访问，提供了宝贵材料，谨致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