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西安事变后悔没来得及拦住张学良回南京(2)

　　秘赴西安▶▷

　　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上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步步升级，华北、全国面临危亡之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6年7月，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密谈，磋商建立东北军、十七路军与中共联合抗日的“西北国防政府”。中共中央应张学良的要求，决定派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叶剑英受到张学良的热情欢迎，被安排住在其亲信、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的家里。

　　叶向真说，那段时间，父亲多次秘密到张学良公馆，就联蒋抗日、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作战、整顿改造部队等事务进行会谈。他经常和张学良谈论国事，讨论国共合作抗日的可能性，表示国共应该同仇敌忾，共同抗日。对此，张学良也表现得很坚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通电全国，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并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事变当天，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中共中央经过紧急磋商，毛泽东、周恩来等即复电张学良，表示全力支持，拟派周恩来等赴西安协商大计。周恩来到达西安的几天后，叶剑英也赶到西安。应张学良的请求，经中央批准，叶剑英出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一起制定了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那些日子，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日夜奔忙。

　　叶向真说，张学良在华清池抓了蒋介石之后，父亲执行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把蒋介石动员过来，开展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父亲跟张学良说，很多国民党将领听蒋介石的话，他回南京之后，可以团结相当多的力量。

　　统一战线▶▷

　　求同存异争取广泛支持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双方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1937年10月3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委派参谋长叶剑英为八路军驻南京的代表，李克农为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叶剑英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坚持贯彻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一时期，叶剑英还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和社会各界人士。后来到武汉、重庆，叶剑英也站在同国民党谈判交涉的第一线，并同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商谈救国救民的大事，做了很多关于海外华侨的工作。

　　叶向真说，父亲接触和谈判的对象，很多都是他在黄埔军校时期聘请的教官或是招收的学生。父亲在他们中间有比较高的声望，谈判起来也有优势，有利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对统战对象，他非常注意技巧，求同存异，争取广泛支持。

　　1941年2月，叶剑英从重庆返回延安。从这时起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他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重要岗位上运筹帷幄，成为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敌后抗战的得力助手。审时度势、精心运筹，是叶剑英多年来从事参谋部领导工作的一大特点。他参与中央军委对日作战的指挥，主持战略问题研究会，制订战略行动方案。

　　叶向真说，当时在延安，孩子们可以从大人的言谈话语中感受到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那时父亲非常忙，要处理的文件一摞一摞的。在难得的休息间隙，他特别喜欢读古诗词。他比较好客，也比较健谈，他向中外记者团作报告，并与美军观察组交朋友。他很懂得外交的相处之道，既善于坚持原则，又有具体方式的灵活性，让对方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