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的“约法三章”：坚决不搞特殊化(2)

　　无私伴随他的一生

　　周恩来一生兢兢业业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无私伴随了他的一生。周恩来给自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早就“约法三章”，规定了“三不沾”：一是私人的事不坐公车，不沾国家的便宜；二是亲属来机关探亲，就餐自己买票，不沾集体的财富；三是不得以总理的名义接待或收受礼品，不沾机关和个人的利益。

　　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对工作人员提出了“四个联系”的要求：“你们在这里工作，要懂得办任何事情都要跟我联系起来，要跟我的职务联系起来，要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要把我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

　　不仅如此，周恩来与邓颖超还对亲戚晚辈严格要求，及早对他们进行“约法三章”，具体约定了《十条家规》：晚辈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不许动用公家的车子；不可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许请客送礼；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找别人代办；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十条家规是周恩来高尚品格的真实写照，也展示了共产党人处理家事与国事关系的崇高境界。

　　1951年6月，周恩来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而病倒，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和亲自安排下，来到大连疗养。为了不给大连市添麻烦，周恩来“约法三章”，提出了“三不准”：一不准陪同，二不准看望，三不准安排活动。

　　1958年7月，周恩来到广州新会视察。他叮嘱县委领导在安排其起居饮食方面朴素一点，不要使他与群众生活有距离，并与县委领导“约法三章”：一不要搞迎送，二不要多人跟，三不要公家请吃饭。

　　处处爱民的周恩来，连行路都要“约法三章”。周恩来对司机的要求十分严格，除了要司机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外，还另外规定了一个“约法三章”。他对司机说：“车开到影剧院、医院、学校等附近时，不许按喇叭。这些地方是人们休息、学习和娱乐的场所，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后来周恩来生病去医院，他不让司机把车开到病房区，而是自己提前下车步行到病房。

　　周恩来要求司机在车开到交叉道口时，必须减速行驶，慢慢通过。他说，你把车子开快了，会惊吓到群众。此外，周恩来还叮嘱说：“在阴雨雪天行车时，如果车旁有行人或骑车的群众，不许开快车。这时车速一快，就难免把泥水溅到路旁行人身上，他们对着你的车骂娘还是小事，长此下去，我们的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会越拉越远。”

　　不给父老添麻烦

　　革命战争年代，朱德在江西瑞金时，曾经被编在中央军委机要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他怕党小组长顾虑他是首长，把他当成“特殊党员”，便与党小组长“约法三章”：一是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必须通知他，二是党小组给每个党员分配任务时必须有他，三是党小组长必须定期听他汇报思想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不辞辛劳，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从1952年到1966年，他先后深入到27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130多次视察。其间，他6次到四川视察，但只回过家乡1次。

　　1960年3月9日，在省、地、县委领导的陪同下，朱德乘车从南充经蓬安、营山抵达仪陇，回到了阔别52年的故乡。在仪陇县马鞍中学时，正值学生吃晚饭，他径直走到食堂和寝室去查看，亲切地询问同学们：“一个月吃多少粗粮、细粮？零花钱多少？有没有补助？家里能供给吗？”

　　现场看到的情景和同学们欲言又止的回答，使朱德意识到情况不容乐观。他严肃地对陪同人员说：“娃娃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读书又苦，费脑子，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使生活补助到位。至于一些支农活动，我看繁重的就不必让孩子们参加了。饭都吃不饱，哪有劲啊！”接着，他又对仪陇县委领导说：“对于我的接待，一切从简。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给当地添麻烦。我是一个普通老兵，能吃上故乡的家常饭就高兴。”

　　当晚的餐桌上，全是青菜、豌豆尖、鱼腥草、红薯等，一点荤菜都没有。朱德吃得津津有味，他说：“几十年没吃过家乡的菜了，今天吃起来真香！”有人见他吃红薯不剥皮，说连皮吃不好消化。朱德笑着说：“我消化得了！过去一直是带皮吃的，丢了可惜。”

　　3月10日晚上，仪陇县委领导看到朱德在故乡吃的是家常饭，睡的是木板床，很过意不去，便准备了一餐较为丰盛的晚宴。朱德知道后，严肃地批评说：“在南充地委，我就提出回故乡的约法三章：一不要限制我的行动，我想上哪就去哪；二是我愿找哪个人谈话就找哪个人谈；三是饭菜自己点。我提的你们忘了吗？你们专门为我设宴，我吃得下去吗？”

　　朱德见县委的同志低着头，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很不好受，就变得和蔼起来，声音也放低了：“你们给我做些家乡饭，省钱又简便，我吃起来也高兴。”县委的同志见朱德批评严厉，说得中肯，只得撤下晚宴。朱德笑着点了菜：“我吃豆芽、菠菜、魔芋豆腐，外加一份侧尔根(即鱼腥草)。”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朱德一生功勋卓著，回到故乡却能够“悄悄地来、静静地走”，不扰民，值得我们深思。

　　坚持亲民爱民的政治本色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部分指挥员看到给养难筹，产生畏难情绪，部分队伍甚至出现纪律松弛的现象。“军事纪律坏，就是政治危机的开始”。邓小平与各部首长“约法三章”：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约法三章”发布后，邓小平亲自站在路口检查军纪。一次，他在黄冈县街头发现一位军人刺刀上挂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显然来路不正。邓小平下令盘查，果然东西是从一家店铺顺手拿走的，店主不敢做声。

　　邓小平只说了两个字：“枪毙！”

　　立即有人找刘伯承，说那位军人是一个警卫连副连长，立过战功，请求从轻处罚。这位副连长也痛哭流涕，提出带头冲锋，希望战死在沙场上。刘伯承听了，说了四个字：“慈不掌兵。”

　　在如此严格的要求下，我军在大别山上军纪严明，人民军队真正做到了秋毫不犯，道不拾遗。不扰民，不害民，用鲜血和生命去解放人民，使大别山成为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在财政部时，除了有紧急事情临时找党组几个人谈话外，平时一般每星期听一次副部长们的汇报。1953年夏季财经会议对财政工作特别是对修正税制进行批评以后，财政部大多数干部都比较谨慎小心，甚至有点畏首畏尾。邓小平察觉了这一点。一次部办公会议，他说了这样两句话：“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今天同你们‘约法三章’：我到财政部工作，决策方面主要靠你们反映情况。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对了，我决策错了，这个错误责任由我负；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错了，我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作了错误的决策，这个错误你们负责。”这两句话很好地回答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由于权责分明，使得下面同志的工作好做了，也大胆了。

　　无论是在我们国家处于建设时期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无论是到落后地区，还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邓小平每次外出视察，事先总是一再向地方提出“约法三章”：不要影响群众；不搞特殊化；轻车简从，不要搞前呼后拥的陪同。在吃饭方面，每到一地，邓小平也都事先声明，不要当地干部陪吃陪喝。饭菜也很简单，一般每顿饭是四菜一汤。

　　1979年7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安徽视察期间，省里安排邓小平登黄山。当时正值黄山旅游的高峰期，登山之前，邓小平就对陪同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提出“三不准”说：“第一，不准妨碍群众游览；第二，不准省委同志来陪；第三，不准搞特殊化。”尽管他再三叮咛，保卫人员为安全起见，还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人数，邓小平发觉后，严肃地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邓小平在黄山的“三不准”，体现了共产党人亲民、爱民的政治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