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新冷战？俄高官：与美经济对抗 中国更像苏联

资料图：俄军“白杨”导弹发射训练车在河滩上推进。

　　俄罗斯《独立报》3月14日刊登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前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的一篇文章，题为《俄美关系：可能性的范围》，副题为《摆脱当前危机并不容易，但最初步骤显而易见》，编译如下：

　　尽管对俄美关系现状的评估五花八门，但未必有人会否认，如今这种关系正在经历当代历史上最深度的危机之一。当然，之前俄美关系也非一帆风顺。但当前的危机比近几十年来并不鲜见的周期性关系恶化更深刻、更全面。种种迹象表明，它也将是历时最长的：在可见的未来，看不到走出现状的明确道路。

美国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成功试射一枚未携带弹头的“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

　　第二次冷战？

　　近来，讨论世界政治中爆发的新版冷战，把莫斯科和华盛顿当下的对立与上世纪下半叶的苏美对抗作比较变得时髦起来。这种类比看起来颇为牵强：在冷战时期，克里姆林宫与白宫的关系是世界政治的主轴；而在21世纪，这种关系尽管也重要，但早已不是全球体系中的决定性因素。世界已经不再是冷战时的两极，也不可能回到过去。

　　此外，今天的俄美对立缺少为冷战预定基调的意识形态基础（苏联共产主义对西方民主）。即使当代世界存在不同文明间的敌对冲突，也不是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而更像是在西方自由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

　　最后，俄罗斯尽管仍是大国，但毕竟无法像苏联那样与美国全面分庭抗礼，特别是在经济和先进技术领域。从经济对抗的角度来看，最像苏联的是中国，但重要区别在于，中美之间相互存在深度的经济依赖，这是苏联与美国从未有过的，也不可避免地从总体上抑制了中美竞争。

　　上述内容是否意味着目前的俄美关系危机没有冷战时期那么危险呢？答案可能恰恰相反。在冷战的几十年里，莫斯科和华盛顿制定和确立了某种“游戏规则”，从而降低了不可控冲突的风险。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建立了沟通渠道、协商机制、双边和多边协议于一体的坚实基础结构，以提高关系的可预见性和可控性。在冷战时期形成的独特的俄美关系构架总体上是稳定的，使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如今的俄美关系无论如何也称不上稳定。几乎所有沟通渠道都被封闭，两国关系的条约法律基础正在我们面前崩溃，世界政治中没有共同的“游戏规则”可言。因偶然事件、技术故障或未经正确解释的行为而爆发冲突的风险客观上正在加大。

　　国际大背景也不太有利：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急剧增强，恐怖主义蔓延全球，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威胁加剧等等。

　　另一个令情况变得复杂的因素是美国总统选举的选前运动，它大大收窄了白宫外交规划的视野，给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伙伴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近来的一些事件让人产生了一种希望，即莫斯科和华盛顿开始认识到国际安全的风险和威胁正在不断增大。双方就乌克兰问题举行磋商，加大了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努力，继续就伊朗核问题开展合作，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保持近似立场。不过，一切也就是这样，现在谈关系稳定还为时尚早。

　　政治对抗演变为军事冲突的风险仍在增大，双边关系的新“游戏规则”目前还无法达成。俄美关系的非正常状态和消极态势不仅是我们两国的大问题，也是整个国际体系的大问题。

资料图：伊尔-78MK加油机为奔袭叙利亚的图-160轰炸机加油。

　　再次“重启”可能吗？

　　从奥托·冯·俾斯麦的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出发，我们试图确定在可见的未来什么是俄美关系中可能发生的，什么又是不可能发生的。

　　种种迹象表明，双方将很难取得重要成果：恢复彼此间的信任。无论是高层和最高层会议、“第二跑道”，还是有关个别问题的协议（哪怕是重要问题）都不能解决相互猜忌的问题，也不能把彼此的诸多抱怨和指责从议事日程上拿掉。俄美之间的信任受到重创，恢复信任需要很多时间和努力，但更重要的是双方的政治意愿。

　　俄美对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和主导力量、未来的世界秩序、重要国际组织的命运、国际法改革等问题缺乏共识，且这种共识未必会迅速产生。

　　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对世界政治中什么是“合法”、“公正”、“道德”和“负责任”的行为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肯定地说，俄美政治精英之间存在“价值观断层”。但这不一定意味着俄美社会之间存在同样深的基本价值观断层。

　　由于缺乏信任和对国际关系未来发展的共识，俄美关系二度“重启”的剧本几乎是不现实的——这与谁将在2017年1月入主白宫和谁将在2018年选举后入主克里姆林宫无关。

　　“重启”是在各种特殊历史情况交织在一起时才发生的。即便如此，它也转瞬即逝，没有实现双边关系的不可逆突破，使其发生质变。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尽管意义重大，但也没有走出冷战战略文化的旧框架。

　　那么，什么可以归入俄美关系“可能发生”的范畴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转向俄美在可见未来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没有双方的积极协作就会遇到重大困难的国际关系领域。

　　首先，尽管对未来的世界秩序有不同认识，但俄美都不希望当前的世界秩序雪崩。两国仍然以扮演保守派玩家的角色为主，总体上以维持全球现状为目标。不管新世界秩序的形式如何，俄美的作用不会比现在小。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俄美将继续团结在避免核冲突的共同愿望之下。不管第三国的核军火库多么壮大，现在和冷战时期一样，只有两个核超级大国。这种状态将长期保持下去。

　　俄美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上的利益一致。不要忘了，即使在乌克兰危机的白热化时期，解决伊朗核问题和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努力也在继续。当然，缺乏信任将限制合作的规模和深度，但这种合作必将发展下去。它涉及两国国家安全的根本利益。

　　俄工厂工人正在组装卡-52攻击直升机。

　　从何处着手？

　　有观点认为，俄美关系只有在下一届美国政府上台后才会出现转机，即不会早于2017年1月。考虑到组成新的总统团队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任何稍微重要点儿的倡议都会被推后至夏天，甚至是第二年秋天。

　　这种观望态度是否合理？首先，不应夸大民主党、共和党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存有分歧的作用。新一届美国政府可能在解决问题的风格或战术上不同于往届，但他们对国家根本利益的认识不会有偏差。在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关系中，想要翻过现在这页并在“白纸上”书写新的篇章，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相反，现任美国总统留下的半成品越好，下一任走得就越容易。

　　此外，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使俄美对话的任何一次停顿都成为难以承受的奢侈。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停顿只会加剧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导致俄罗斯与美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加大和两国主战派的力量壮大。

　　为了避免俄美关系继续恶化，我们不能坐等可能不会出现的“美好”时刻，而应立即在各具体领域开展工作。

　　第一，必须恢复已被破坏的俄美对话渠道。包括各层面、各种参与者间的对话渠道——从军方到议员，从官员到情报人员。对话从未被视为一方对另一方的让步，更不是赞同对方的政策。但对话缺失必定引起不信任和恐惧，造成额外风险。

　　第二，减少敌对言论尤其重要，首先是在官方层面。因为这种言论会影响社会舆论，唤醒民族自觉中的痼疾和丑恶，一旦形成自我发展的惯性，就越来越难阻止。

　　第三，要在最大限度上使俄美关系中保留下来的积极方面免受现有危机的负面影响。比如北极合作、两国都非常重视的若干科研项目、高校伙伴关系或市政府间的合作等。当然，要想使它们完全不受不利的政治背景影响也不现实，但需要为此努力。

　　第四，两国参加多边机制或可为俄美冲突降温：“中东四重奏”、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和各国际金融经济机构。伊朗核问题的解决在多边形式下取得进展并非偶然，调解叙利亚危机的讨论、朝鲜核问题谈判也在多边框架下进行的。多边形式有助于各方展现更大的灵活性，避免出现单边妥协的表象。

　　第五，恢复并发展俄美公民社会的对话，这虽非易事，却迫在眉睫。

　　第六，巩固和发展俄罗斯的美国研究和美国的俄罗斯研究变得越来越迫切。两国的专业组织长期面临着资金严重不足的困难，如今，走样的政治背景令其雪上加霜。专家与宣传者、学院科学与近科学政论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独立专家评估的质量降低和对这种评估的低需求客观上减少了俄美对话转入建设性轨道的机会。

　　解决俄美关系的现有危机无法一蹴而就。我们当前必须扭转这场危机的发展趋势，把它从消极转向积极。这将为制定更加宏伟的目标提供必要前提。（编译/贺颖骏 丁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