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防卫研究所专设中国研究室 或助推战舰闯南海

　　据日媒报道，素有日本“兰德公司”之称的日本防卫研究所，4月起新设中国研究室。这是防卫研究所首次针对特定国家成立专门的研究室。

　　防卫研究所是防卫省的直属机构，由防卫大臣管辖，经费预算均由国家提供，所长、副所长由防卫大臣任命，是日本防卫省从事政策研究的核心机构。近年来，该机构研究成果在日本军事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此次新设“中国研究室”，既是当前日本国内外环境下对华业务领域的现实需要，也是日本在国家战略框架内对华关系的策略之举。

　　新形势下的对华智囊团

　　因为直属日本防卫省，酝酿组建中的研究室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军事政策和军力发展态势，并提出因应对策。这也透露出日本组建该智囊团队的初衷：因应现实安全压力，整合对华研究力量，并谋划军事战略对策。

　　从2010年起，随着中国经济赶超日本，中国对日本的潜在威胁就成为了部分军方研究学者鼓噪的热点，其中时任防卫研究所地区研究部亚洲问题专家增田雅之就曾率先从西方引入“中国威胁论”的观点。

　　2010年12月和2013年12月,日本两份《防卫计划大纲》先后出台，正式标志着日本开始将“假想敌”转向中国。随之，安全保障战略、军事战略、威胁判断、军事部署也相继出现重大调整。

　　为顺利推进战略转型，日高层开始重视智库建设，并明确要求，防卫研究所这类智库机构要持续为日本军力发展提供科学、专业、系统的研究报告，“增加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的能力”。

　　在这种背景下，为防卫省乃至日本政界提供对华军事研究的智力支持，成为防卫研究所一项长期课题。据称，2014年以来，该所即常态组织对华研究专家对中国的军事建设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如近3年来该机构出版的《东亚战略概观》中，涉华军事章节明显增多，研究层面也由战略规划向战役战场建设和军兵种层面延伸。

　　从当前日本智库对华研究现状来看，两国间综合国力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影响力的日渐提升，直接导致了日本军政高层和学者智库间心态的失衡，对华研究中流露出的急躁情绪和负面心态，也让日本智库在部分涉华研究中出现偏激偏执倾向，服务决策功能效果不彰。

　　防卫研究所下决心整合现有对华问题研究专家，也是为了统一力量、系统应对涉华研究课题，确保对华战略和策略前瞻、理性、实用和连续，这就为“中国研究室”的问世提供了顶层支持。

　　而在国家总体战略层面，急于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安倍政府，亟需一批军内智库机构担当起“广而告之”的任务，配合政府政治外交行动。如通过夸大中国军力发展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各国造成的威胁，持续向国内和外界传递日本周围安全环境恶化的态势。

　　早在2015年8月，就在安倍政府欲解禁集体自卫权之时，日防卫省即开始酝酿在防卫研究所内新设“中国研究室”的专职机构。从中，一方面图谋借“中国威胁”抬高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压制国内反战声音，转移民众视线；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将中国作为中长期战略对手予以防范遏制的叵测居心。

　　体制内首个国别研究室

　　根据日防卫研究所公布的信息，“中国研究室”将隶属于该所“地区研究部”之下，室长为前东北亚研究室长松浦吉秀，编制506人，主要职能为“配合日本政府和执政党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对华研究的专业度，强化对华军事动向和安保问题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防卫研究所中对华研究的主要部门就是“地区研究部”。该部门专司对国际关系及各国局势进行相关调查研究。调整后，“地区研究部”下设中国研究室、亚洲·非洲研究室、美欧俄研究室。可见，中国研究室是目前唯一一个具体国别研究室。

　　在人员队伍上，“中国研究室”必然整合防卫研究所内“中国通”的精英团队。据披露，原地区研究部中负责中国问题研究的恰有6人，即饭田将史、和田靖（陆上自卫队中校）、门间理良、山口信治、杉浦康之、增田雅之。

　　他们履历丰富，具有院校、军队和政府内教学任职经历，部分人员还曾在多个岗位交叉任职，具有对华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而对照防卫研究所现任研究员简历可以看出，其内部具有对华研究能力的专家力量基础还是相当雄厚的。除上述人员外，庄司智孝、斋藤良、桥本靖明等人在对华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

　　不出意外，首批“中国研究室”研究员将从上述人员名单中产生。

　　从人员研究水平来看，对华研究员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也集中反映了日本官方对中国军事、安全保障动向的关心程度。

　　如，在个人专著上，研究所研究员增田雅之的《中国的海洋战略与海上执法机构》，门间理良的《对日政策与中国在东海的行动》，饭田将史的《中国在南海姿态日趋强硬》等均反映出防卫研究所对中国防务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方向。

　　此外，防卫研究所依托上述对华研究阵容，从1996年起每年发布一份《东亚战略概观》，分析阐述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环境以及安全保障的重要事态。从2011年起，针对中国每年发表一份题为《中国战略安全报告》的大型主题报告。

　　但在这些报告中，研究员的观点明显受到了政治和外交环境的影响，鼓噪“中国威胁论”成为历年涉华研究“成果”的主基调。即通过“揭示”中国海洋战略、中国军力发展等问题，渲染“中国威胁论”，提醒现实和潜在的战略盟友及国内民众保持警惕、达成共识或作出反应。

　　如2008年的《东亚战略概观》污蔑指责“中国的对外扩张是地区最大威胁”；2011年首份《中国战略安全报告》称，中国不仅在领土上，而且还在海洋、太空以及网络空间方面，不论从地理方位还是从内容上看都有扩大的趋势，日本政府很有必要认识到“保卫新时期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并“提高警戒感”。

　　2013年《东亚战略概观》则分析称，中国今后仍有可能继续从海洋和空中进入所谓的“日本领域”，并对发生“不测事态”表示担忧，宣称“中国正在采取不惜与周边国家发生摩擦的行动”。

　　对华战略走向的风向标

　　作为防卫省智库机构，“中国研究室”所秉持的立场和作出的研判也必然会与日本官方保持一致，而且会以报告的形式向外界展示日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相关内部考虑，部分研究报告也会影响到政府对华关系上的决策判断和政策走向。

　　在研究主题上，其必将继续全面深入的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战略走向、国家安全、海洋权益等相关问题开展全方位研究。同时，研究室成员恐将借助专业优势，围绕现实安全领域下中日相关联矛盾冲突展开分析研究，服务日军事力量布局和国家战略利益。

　　如在中日东海主权争端以及南海岛礁归属争议中，将继续鼓噪中国尝试以武力为后盾改变现状、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为日本政府扩充军备、加快自卫队外向型转变找到所谓“理论依据和现实威胁”。

　　在依靠现有班子成员撰写的《东亚战略概观2015》中，日方研究员还指责中国公务船反复“入侵”钓鱼岛周边“日本领海”致使“东海安全保障面临的风险急剧增大”，并指责我推进南海岛礁建设加剧了地区紧张。

在政策建议上，研究室预计会从“疏”“堵”两个层面加强对华策略研究。

　　一方面，会建议日本政府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冲突，积极通过外交途径恢复中日首脑对话以缓和当前紧张局势，并继续呼吁中日政府间建立首脑热线与危机管控机制，重启防卫交流与协作，以防止发生误判事件。另一方面，立足现实安全环境和中日军事力量对比调整变化的客观实际，通过倡议强化盟国体制、发展军力建设来防范围堵中国。

　　如，可能建议日本政府在更加密切美日同盟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和运用三国间、多国间协作机制，加快构建围堵遏制中国包围圈，如构筑日美韩情报联盟、日美澳军事同盟以及强化日印、日菲、日越的双边关系；同时以军力报告形式，敦促政府持续加强军备，积极提升防卫装备水平，加强西南地区军事实力等。

　　在新理念方面，近年来防卫研究所涉华智库推介的理论观点估计将得到重视发展。

　　首先是去年底提出的“建立遏制扩张主义框架”，可能成为日本在东海、南海联动遏华的理论。该理论倡议由支持美国自由航行作战的多国采取协调行动，如组成联合巡航小组、持续联合发表谴责中国的声明、在中国修建的人工岛“领海内”航行，在东海也推行自由航行作战。

　　可以预想，在该理论助推下，日海上自卫队舰船航经南海时，将加强与菲、越关系，并可能冒犯中国岛礁领海；在东海可能与美舰共同推行自由航行作战，“共同牵制中国，取得良好效果”。

　　短期来看，“中国研究室”还可能会为《新安保法》的顺利实施进行政治造势和形势分析。如在遏制所谓“灰色地带事态”时，强调从三方面制衡中国，包括与美国等分享情报，设立24小时情报热线联络机制；向中国明确显示日本具备强大的应对能力；以及积极发展有实效的应对能力，包括提高防卫装备质量和数量。

　　（供稿：《环球军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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