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热衷亚太多边安全机制 联合对华号召力不足

　　在亚太地区，美国对双边同盟体系向来十分倚重，将其视为维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石。近年来，在强化双边同盟的基础上，美国对通过多边途径参与亚太安全事务的兴趣逐渐加大，不仅参与了“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等多边机制，还创设了“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太平洋地区防务首长会议”“太平洋陆军参谋长会议”等多边防务安全机制。今年6月4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部长卡特更是提出建立一个“原则性安全网络”的设想，试图以此为抓手，塑造对己有利的地区安全秩序。

　　渐进的态度转变——

　　从冷漠排斥到全面拥抱

　　受双边结盟行为定势的长期影响，美国对亚太地区多边安全问题，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容忍、适应和接纳的演变过程。在不同政府时期，甚至同一政府的不同阶段，其态度和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老布什执政时期，对各种多边安全倡议持怀疑和反对态度。1990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长曾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类似欧洲安全合作组织模式的多边安全机制，老布什对此表现相当冷漠，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则要求澳大利亚撤回该建议，以免“给美国造成麻烦”。不过，在老布什政府后期，美国对待亚太多边安全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认为亚洲安全的维持越来越取决于一套灵活而特定的政治与防务互动，在外交实践中也逐步接受和认可东盟等多边机制。

　　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对亚太地区发展多边安全持有浓厚的兴趣，并积极支持各种多边安全机制。1993年7月10日，克林顿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其四大优先战略之一即是“就共同的安全挑战举行新的地区对话”。1995年，时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发展地区制度”是美国在东亚地区所要采取的安全战略的三个核心要件之一。这一时期，美国不仅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性多边安全制度，还创设了不少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多边安全机制，如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三方协调监督小组、东北亚合作对话等。

　　小布什上台后，其内阁成员大多是保守主义人士，偏好于通过单边手段实现政策目标，更多地将多边安全机制视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工具，要求其“可以帮助管理当地危机”，且是“基于目标的”“愿意促进军事力量的联盟”。基于这种功利性立场，美国对待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态度不时自相矛盾，一方面，“唱衰”多边机制作用，如认为东盟地区论坛“只是一个有限的论坛而已，在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方面的能力不够”；另一方面，也在利用东盟地区论坛、六方会谈等机制表达自身立场，维护自身利益。

　　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全力推行多边主义理念，强势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自2011年11月10日，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演说，宣布美国将在战略上“重返亚太”之后，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实行了更趋务实灵活的多边主义政策，特别是注重增强同盟国间的协调性、联动性，努力使双边同盟向小多边机制延伸，由此形成了以“美日+1”模式为代表的美日韩、美日澳与美日印三边合作机制。日前，驻日美军邀请英军在冲绳基地的施瓦布军营和汉森军营参加训练，日本内阁则以“《日美安全条约》中没有被禁止”表明了同意的态度。

　　多元的战略考量——

　　借力多边机制 维护自身利益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缔结双边军事同盟，形成了以“轴辐体系”为显著特征的亚太安全机制。一直对亚太双边防务安排青睐有加的美国，之所以强势推进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并非是真心与地区国家和平共处，而是为了更好地掌握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权，为维护自身霸权服务。

　　其一，为深度介入亚太提供机制支持。在美国看来，参加或主导多边安全框架，可为美国深度介入亚太地区事务披上合法性、正义性的“外衣”，并利用多边机制的“杠杆效应”来放大美国的影响力，为“重返亚太”寻找更多支点，进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维持霸权的成本。换言之，美国参加这样的多边机制，就是想将之打造成为美国插手地区事务、挑动地区国家矛盾、防范和遏制中国发展的工具。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美国就多次教唆菲律宾等国，在东盟框架内发表不利于中国的言论，妄图放大和激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矛盾。

　　其二，借机增强“轴辐体系”的战略活力。美国传统亚太“轴辐体系”的典型特征是，美国与地区盟国之间保持单线联系，盟国相互之间缺乏横向安全合作。在日趋复杂多变的地区安全环境中，这种“轴辐体系”正日渐丧失活力。美国急需一种新的安全框架，推动亚太“轴辐体系”向多边安全网络转变。2011年1月，日韩就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达成共识，标志着日韩已初具军事同盟雏形，东北亚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支点的不等边安全战略“小三角”。推进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是美国盘点地区战略资产、着力增强“轴辐体系”战略活力的一招棋。

　　其三，调动盟友战略资源弥补自身实力不足。美国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领导地位源于自身实力，但这并不意味美国能够或应试图掌控全世界正在演变事件的轨迹；尽管美国非常强大并将保持这种强大，但美国的资源和影响力并非无限。”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历了两场地区战争和一场金融危机，战略资源空前透支，权势和威信受到冲击，尤其是对亚太区域秩序的把控能力下降。通过推进多边安全合作，可以更好地盘活美国与盟国及伙伴国的资源存量，进而最大限度节省在亚太维持霸权的成本。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即是美国在一再削减军费预算的情况下，让韩国政府拿国民的纳税钱替美国军工企业“埋单”。

　　多重的制约因素——

　　面临挑战重重 前景有待观察

　　在多边主义旗号的掩护下，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步伐在加快，其地区存在感也在增强，但在亚太地区推进多边安全机制建设，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和制约因素。

　　一是安全理念有悖各国需要。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日益深入人心。在亚太各国自主进行多边安全设计的过程中，形成了典型的亚太安全理念和亚洲主义实践形式。以东盟为代表的亚太国家强调安全合作的非正式性和协议的非约束性；以军事互信为起点的上海合作组织，奉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成功探索出一条符合地域特点和成员国共同需要的安全合作之路，为维护地区战略平衡、有效打击“三股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安全制度设计上，迷恋集团政治和绝对军事安全的美国，企图将领袖欲望和冷战思维印记强烈的北约经验移植到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建设中，其结果必然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不服，应者寥寥。“美国制造”印记浓重的各类多边安全构想，恐怕难以博得亚太国家的青睐。

　　二是同盟内部关系矛盾重重。如果过分摆出“抽身”同盟姿态、追崇多边主义，容易导致盟友产生“被抛弃”的错觉，增加盟友的离心力。1991年，美国曾试图将日本纳入建设“太平洋共同体”的多边构想，引起日本的强烈反弹。村山内阁出台《樋口报告》，号称寻求自主防卫方针，美国被迫发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重申“美日安全同盟是美国在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美国必须时刻照顾盟友情绪，这势必会对其多边安全进程造成掣肘。另外，日韩是美国推进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战略支点。但由于日本在历史认识以及慰安妇等问题上的错误做法，日韩关系持续低迷。这也为美国实现多边安全“蓝图”增加了未知之数。

　　三是联合对华的号召力不足。当前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谨慎地寻求平衡，它们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不可能都尾随美国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多边安全机制。今年2月举行的美国-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虽然美国再次炒作南海争端，但由于老挝等国家反对，最终的会议声明中并未出现“南海”和“中国”字眼。

　　制图：胡亚军

　　作者：赵世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