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艺毕业生帕米尔高原当排长 学会了骑马骑牦牛

　　文学的高地

　　■卢一萍

　　我在新疆军区部队服役了20多年。写作所关注的地域逐渐形成——即南部新疆和藏北高原，也就是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到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和阿里高原之间沙漠、绿洲和冰峰雪岭之间那块荒芜之地。那些已被流沙湮没的故国、曾经在荒原上开垦绿洲的军垦战士、驻守在极边之地的官兵成为我书写的对象。这是属于我的“文学王国”，从一粒沙到含氧量很低的空气，我都很熟悉。严酷的自然环境、生存条件与人之间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在其中会有怎样的蜕变？这是我长期思考的问题。

　　但要用小说来表达我的精神疑难，却非易事。这个“王国”地势的低平与高拔、民族文化的绚烂与异质，更增加了认识它的难度，所以我庆幸自己在南疆生活的经历，庆幸无数次的高原之行。从新疆、西藏到云南的边境线，我走了一万多公里，前往5042哨所、神仙湾、达巴、詹娘舍的路程那么艰险，但现在回想起来，却那么珍贵。

　　1996年7月，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到了帕米尔高原的一个边防团当排长。到了部队，认识了那里的官兵，我就有一个心愿，要为这座高原写一本书。在高原上生活的那几年，我一直在为此作准备。我学会了骑马、骑牦牛，很多边境线我都巡逻过，我需要熟悉高原的每一道皱褶，我试图了解那里的一切。但要把在学校学到的文学经验用到写作中时，却发现这些经验表达不了现实。我对虚构产生了怀疑，这使我若干年来，无从下笔。

　　在那段时间里，在帕米尔这个“世界的扣结”上，在这个世界文化的古老的交汇地，我感受更多的是中亚文明的光芒，是驻守在那里的官兵和塔吉克乡亲的生活形态。我站在世界屋脊之上，感觉整个世界均可俯瞰。在这里，我看待事物的眼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曾经奉为信仰的写作和我本身一样，逐渐变得轻微。我要为自己，为自己的写作添加一种更重的物质。

　　2006年9月，当我再次回到帕米尔高原时，距我第一次上高原刚好10年。在我就要离开高原的前一天晚上，躺在塔合曼边防营的营房里。夜晚很安静，可以感觉到慕士塔格峰高耸在夜空之中，晶莹剔透。长期的高原生活曾损伤我的记忆，但在那个时刻，之前高原生活的一切——我的感受和见闻，都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一扇门就在那一夜豁然洞开。它们就在那里，同时给予我的是一种与其气质和个性相匹配的文字，我只需要把它们写出。这使我不禁潸然泪下。我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写作，并终于实现了当年的愿望，为我魂牵梦萦的高原写出了小说集《帕米尔情歌》。

　　然后就是这本献给喀喇昆仑的中篇小说集《天堂湾》（花城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在《天堂湾》这篇小说里，就有我前往阿里高原的体验。那篇小说其实写的是前往天堂湾的一趟旅程，只不过我给这趟旅程赋予了象征意味。就连这个故事本身，也是我在1998年9月在驻守于喀喇昆仑山口的一个边防连采访到的。那个连队驻地的海拔是5380米，是生命禁区。我在那里听到了一个刚毕业的学员到连队报到时因高山缺氧如厕猝死的“事迹”。因为后来的士兵对他知之甚少，此后也再没人追究过他短暂的人生。讲述者说得极为简单，不足十句话就把那名牺牲者的事说完了。这个故事多年郁积心中，渐成块垒，却形不成文字，每每想起，异常沉重。

　　2007年8月，我争取到一次上阿里高原边防一线连队代职的机会。我这次是乘坐汽车团运送军用物资的卡车上高原的，这使我得以更真切地体验那位学员当年的途中经历。在金色的达巴古城下，面对喜马拉雅延绵于云天之上的无尽雪岭冰峰，我又想起了那名猝死的军人，竟忍不住泪如雨下。在达巴边防连，我认识了一位姓马的连长。他给我讲述了他的经历，讲他当年如何怀揣英雄梦想，来到极边之地，如何靠着信念，在这里生存下来，履行职责。我觉得他就是那位活着的死者，他成了这篇小说中杨烈的原型。

　　2012年底，我调到原成都军区工作，开始再次接触阔别20多年、位于大巴山区的故乡。这里感觉要狭窄一些。但想象的空间异常广阔。它与我在新疆建立的文学地域从情感上讲是一体的。它们在我心中，都能飞升起来，在天空中重新结合为一体，成为同一个故乡，同一个王国，成为我心中的神山圣域。从地理空间上来说，从大巴山到喀喇昆仑山毕竟有一段遥远的距离。但在这里仰望高原，回顾新疆的军旅生活，似乎看得更加清晰。当然，从写作本身来说，它也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里，我将重新开始一次更为冒险的写作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