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首批航天员训练：北极圈-50℃生存48小时

　　飞天前传

　　■徐艺嘉

　　你以为你见证了整个故事，其实你只知道他们的名字。或许也不尽然。

　　1997年11月，从俄罗斯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主任克里姆克中将手中接过“联盟”号飞船指令长证书的那一刻，吴杰激动地说：“我现在拿的是‘联盟’号飞船指令长的证书，回去以后再拿中国自己的证书，然后驾驶着我们中国的宇宙飞船飞向太空，与你们的和平号空间站对接，行吗？”这抛出的一问，投掷于看似光明的未来，在2001年3月23日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坠毁于地球大气层时，成了最后的绝唱。

　　吴杰是首批航天员队伍中的一员，他比中国其他航天员更早知道这一点。1996年，在中国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以前，吴杰和另一名战友李庆龙作为中国提前选拔出的两名航天员教员，前往俄罗斯加加林航天员训练中心接受基础性科目训练。自加加林飞天之后的60多年间，世界上因探索太空而牺牲的航天员累计达到20多位。也就是说，航天员是一个有着极高风险性的职业。

　　一次训练，李庆龙和吴杰被拉到北极圈的一片雪野，在-50℃的低温中生存了48个小时。训练方提供的全部食物，仅仅是很少的压缩饼干等救生食物。“两天两夜很少合眼，感觉异常痛苦。”李庆龙说，那次训练下来，体重足足掉了4斤。

　　还有心理隔离训练时，一个人被封闭隔离在10平方米的小屋内，整整3天不能睡觉，并且要按照训练程序24小时做规定工作内容。“在凌晨四五点钟最难熬了，人这时候特别想闭一会儿眼，困得非常难受。但只要你闭一下眼睛，监视的警铃就会大响，把你从濒临睡眠的状态拉回来，如果坚持不下来，在第3天睡过去是很容易的事，但这项训练就算是失败了。”吴杰回忆说。困得受不了的时候，他扯着嗓子，一遍又一遍唱《铡美案》。这项训练主要是对个人在长期极端环境条件下进行心理筛选和工作效率的评判，有些脾气暴躁、心理容忍度低的人很难经过这一关。太空看似美妙，听似梦幻，实则是个黑洞般的存在。置身太空，丧失了时间与空间定位感的个人会面临巨大的孤独，那种远离人类文明的窒息感甚至可以让人崩溃。国外执行过太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回到地面后有的转向神学研究，有的开始阅读哲学，也有人从此患上忧郁症。

　　吴杰熬过了3天魔鬼式训练。训练结束后，他收到来自加加林中心工作人员的一束鲜花和一瓶香槟。

　　彼时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起步不久，举步维艰，许多航天员训练所需的特殊环境要求只有加加林中心能提供。吴杰和李庆龙像是两个怀揣秘密北行取经的人，用一年时间完成了4年课程，再运用一身所学返回自己的国家言传身教，很有些北雁南归衔枝筑巢的意味。

　　学满一年后，出生于1963年的吴杰获得了“联盟”号飞船指令长证书。拥有这张证书，意味着他有资格驾驶任何一艘“联盟”号飞船，完成所有职业航天员内心最为梦想的目标——探索广袤的太空。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身处俄罗斯的吴杰和李庆龙，是整个中国离飞天梦想最近的两个人，可以用4个字形容他俩当时的状态：蓄势待发。1998年1月，两人以航天员教练员和航天员的双重身份编入中国航天员大队。

　　2013年12月，吴杰50岁。他始终没能驾驶着中国的宇宙飞船飞向太空，他的战友李庆龙也是如此。时至今日，在互联网上输入这2位航天员的名字，会有上百条互无关联的新闻同时涌现。细细筛选下来，可以零星发现关于他们篇幅不长的报道，外人很难从这些只言片语的缝隙中倒推出他们过去几十年辉煌却又单调的光阴。

　　这之后，吴杰继续留在航天员中心工作，直到2016年6月，他由于个人身体原因，从科技处处长助理的岗位上退休。退休前，处里给他举办了简单的告别仪式，肯定他在载人航天方面的成就。他在会上做了发言，对组织多年的培养表示感谢。

　　从1996年到2016年，是吴杰的个人年表中定位在中国航天员中心的20年。这20年间，他看着战友慢慢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从“神舟五号”到“神舟十号”，我国首批14名航天员中已经有8人的名字为公众所熟知，他们是：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刘旺、张晓光。其中聂海胜两次执行过飞行任务，景海鹏更是三度飞天。

　　当总结首批航天员的独特性时，吴杰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我们来是为了梦想，为了信念，但也是懵懵懂懂，不懂得世故、利益和危险。我们大部分是60后，受到的是传统的理念熏陶，守纪律，能吃苦。经历过大变革，想突破，羡创新，没有名利双收的功利心，却有为祖国、家庭和个人争创辉煌的荣誉感。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搞载人航天也许是我们彰显人生价值的最好途径。谁能想象到从我们到北京来以后的好运气，载人航天发射100%的成功率，但也没想到还有上不了太空的遗憾。”

　　这遗憾注定伴随他终生。依照后来的形势判断，这也可能是首批航天员队伍里特有的现象，未来的走向谁都无法预测，只能用时间去验证最终答案。如此说来，首批的14名航天员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孤胆探路者，他们把人生中最宝贵的壮年献给了载人航天事业，而这项事业自发轫之始就显示出它复杂而微妙的特质。

　　在吴杰和李庆龙被派往俄罗斯学习之前的几年间，从1991年到1996年，航天发射经历了惊人的失败，有人讲是50%的成功率，载人航天到底搞不搞，敢不敢搞，在当时都是令决策者困惑的难题。

　　最终的结论是：航天医学工程系统被命名为航天员系统，为“921”工程7大系统之一。“921”工程作为载人航天工程历史上多番尝试的结果，终于取得成功，航天医学与工程研究所（简称“航医所”，后改名为航天员中心）随着工程上马可以公开招兵买马，壮大队伍。从“曙光号”到“921”，航医所中的多位工作人员见证了整个过程，为飞天的千古一梦做了长达30年的准备。当载人航天真正要开始启动的时候，他们却到了退休的年纪，许多人心有不甘，壮志挥泪。

　　吴杰以为自己的命运会有不同。他所说的“赶上了好时候”，是指他和他的队友们能参与到载人航天的实质发展阶段中来。如果把这个过程比作一场勇敢者游戏，那么这场游戏在骰子每一次的投注中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局者。

　　我国首批航天员之所以招募人数为14名，是因为借鉴了美国和俄罗斯的航天员选拔经验，原则上航天员训练过程中淘汰率一般为50%。2003年7月，在杨利伟首飞之前，14名航天员集体参加考核，这对他们相当于生死一战。考评委员会分为政治思想、专业技术及心理、医学评价3个组，通过复核试卷、回放录像、计算训练5年多来的各项考试等级和训练成绩，综合各界意见，最后给每个航天员打出总分。

　　7月3日，评选结果揭晓：14名航天员全部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予以结业，并同时获得三级航天员资格。这意味着中国第一代航天员正式产生，标志着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世界上第3个能够独立培养航天员的国家。并且，这个成绩还打破了世界航天界的一项纪录：中国航天员大队的训练，淘汰率为零。任何美好的事物背面都难免有阴影。这样的成绩也暗示了另外一个事实：并不是每一名航天员都有执行飞行任务的机会。

　　“神舟一号”返回舱运回北京的第二天，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到北京航天城视察，反复强调质量问题，并激励在场的航天员们：你们是英雄，你们的名字将留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第一个把名字留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航天员是杨利伟。朱镕基发表讲话的时候，吴杰还不知晓未来什么时候能够驾驶中国的飞船和空间飞行器对接。当时载人航天的整体计划是，经过4次无人飞船的探索，争取在2002年、确保于2003年实现中国载人航天的突破。

　　于是，经过航天员大队14名航天员5年零6个月（吴杰和李庆龙的俄罗斯训练时间不计入内）、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斗，时间倏忽跨越到2003年。

　　这一年，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