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21日电 像一个离家外出很久的人突然踏上回家的路，北京市政府在今年年初宣布了重建永定门的建设计划，按照历史重建自己城市的文化标志。

　　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对北京的历史文物保护进行了回顾和展望。

　　文章首先引述了1877年创办了英国第一个古迹保护团体“古建筑保护协会”的威廉·莫里斯的话说：“这些建筑绝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它们曾属于我们的祖先，还将属于我们的子孙，除非我们将之变为假货，或者使之摧毁，它们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我们任意处置的对象，我们只不过是后代的托管人而已。”

　　文章说，3月17日上午，北京市宣布，按照规划，建于450年前拆除于46年前的永定门城楼将在原址北移三四十米重新屹立于北京城中轴线的南端，建设时间约为一年。

　　——建有建的道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北京拆掉了那么多的古城门，为什么会单单重建永定门呢？原因很简单：永定门是北京历史文脉中轴线的南端，而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汇集了50%以上北京奥运会设施)正位处中轴线的北延长线顶端，不修复永定门，中轴线是不完整的。在北京市最新公布的城市规划中，重建永定门是北京实施“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规划”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北京城市中轴线景观整治工程最重要的一点。

　　尽管重建永定门的呼声已经存在很久了，但是这声音一直限制于民间。直到1999年年初，北京市政协会议召开，政协委员王灿炽和其他6位政协委员在这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名为《建议重建永定门，完善北京城中轴线文物建筑》的0536号提案，经过媒介报道以后，重建永定门的呼声才浮出海面，引起了北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份提案还获得了1999年度优秀提案奖。

　　对北京这样一座古城来说，中轴线就是它几百年城市发展的灵魂。北京旧城的传统中轴线初步形成于元大都时期，经明清两代的发展建设并保留至今。到20世纪中叶，这条轴线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城市建筑艺术线仍保存完整，长约7.8公里，以紫禁城为中心，以景山为制高点，由南至北，永定门、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紫禁城、景山、地安门、后门桥、鼓楼、钟楼相次矗立，构成了北京城的脊梁。脊梁两边，是中国传统城市布局里讲究的对称与均衡：左安门对右安门，广渠门对广安门，东便门对西便门，崇文门对宣武门，朝阳门对阜成门，东直门对西直门，安定门对德胜门，其间是数十平方公里城市建筑民居的对称。

　　永定门的重建得益于奥运会在北京的主办。20世纪80年代末，为迎接亚运会的召开，北京打通了北中轴线，这是元大都兴建以来700多年间，中轴线第一次向北延伸至立水桥，其长度由过去的7.8公里增加到13公里。在十几年里，北城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北京城原有布局的面貌，还造成南城发展大大落后于北城的现状。

　　按照新规划，以永定门重建为标志，北京城市中轴线将由现在的13公里延伸至26公里。南中轴延长线将延伸至南苑，以突出城市南大门的传统格局；北中轴线从立水桥继续向北挺进。

　　根据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公布的计划，北京市将在2003年底完成位于中轴线南端的永定门的重建工程，由于交通原因，重建的永定门城楼位置会在原址上向北推三四十米。复建永定门城楼是京城中轴线整治的南起点工程，对它的复建将采取原状恢复的方法，整个工程的建筑面积约有几千平方米。借助永定门城楼的复建工作，部分天坛西墙也将被复建，拆除天坛、先农坛周边及内部后建物，设计成以绿化为主的文化设施，恢复人们从永定门内大街遥望宏伟坛墙的视觉效果。重建永定门，恢复东不压桥、前三门、前三门至金鱼池等多条历史水系。

　　——一百年的拆

　　北京城墙的毁损始于1900年，义和团起义，在大栅栏廊房头条焚烧专卖西药的老德记药房，大片民房遭灾，大火一直烧到正阳门，箭楼被焚，幸未倾塌。同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在天坛圆丘架炮轰击正阳门，箭楼被毁。接下来是印度兵在正阳门城楼内取火，引发火灾，城楼被毁。八国联军用大炮轰塌崇文门箭楼和朝阳门箭楼。正阳门城楼与箭楼、朝阳门箭楼后于1903年被当时的清政府修复。为了解决交通问题，八国联军把铁路从马家铺建到了正阳门，拆除了永定门东侧和东便门处城墙，并在崇文门瓮城开洞，现存的前门火车站就是当时的建筑。

　　1912年2月27日，曹锟在袁世凯授意下演出一场保袁世凯不南下当总统的闹剧，即“壬子兵变”，将皇城之东安门烧毁，以恐吓南方革命党。

　　1915年，当时的北洋政府为解决交通问题，在当时的内务总长朱启钤(中国古建筑专家，后创办中国营造学社)的主持下，将正阳门的瓮城拆除；同年，北洋政府拆除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瓮城，修建环城铁路。民国初期，政府当局还拆除位于天安门两侧的围墙，将当时被称为“天街”的长安街打通，保留天安门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修通景山和故宫之间的道路。

　　1921年，政府当局拆除德胜门危残失修的城楼，在此前后，皇城的东城墙、北城墙被相继拆除，拆除的城砖被用来修建明壕和地下排水暗沟，一些发臭的河流被填掉。随后不久，宣武门的箭楼作为危楼被拆除，木料被售卖。当时的报纸对此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因为政府没有钱发工资了，所以才拆墙卖砖。

　　1937年7月29日，北平城沦入日本占领军之手。根据日伪政府的档案显示，日军侵占北平以后，1939年曾经出台一个规划方案，在五棵松地区建设了一个新城区；日伪政府还在北平内城东城墙与西城墙各开一个豁口，称之为启明门和长安门，日本投降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将之更名为建国门、复兴门。

　　1946年，北平回到国民党政府手中，在日伪政府的规划方案基础上，当局提出规划方案，在五棵松城区基础上，建设新北平。

　　——梁思成方案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古都奇迹般逃脱战争厄运。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解放军派人到清华大学，请梁思成组织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以备解放军南下作战及保护文物之用。此前，在北平解放之前，梁思成曾经为解放军绘制北平文物图的故事，以保护北平古城文物。3月，梁思成完成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其中提出的第一项文物，即“北平城全部”。

　　9月，新政协会议以后，北平改为北京。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因为考虑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办公驻地在五棵松地区一带，而且五棵松新市区在经日伪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建设以后，已经变得非常繁华，市政设施也要好于北京古城。因此，为完整保护北京古城，梁思成在制定北京城市建设规划时，就提出了在五棵松建立中央行政中心的设想。

　　梁思成这一设想遭到了当时对政府工作和决定影响巨大的苏联专家们的反对，他们更愿意在北京看到一个莫斯科红场的翻版，坚持必须以天安门为政治中心，扩建广场，以备群众游行所用。苏联专家指责梁思成计划放弃老城重建新城是巨大的浪费，如果在老城建立行政中心，可以利用现有设备和资源。他们还提出了计划，沿长安街大街建立政府各单位机关的行政大楼，在今天的长安街上，仍然有许多那个时期的建筑。

　　在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的主持下，北京市召开城市规划会议，梁思成、陈占祥等中国专家和苏联专家到会，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作《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苏联专家团提出《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巴兰尼克夫在报告中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最好先改建城市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譬如具有历史性的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近来曾于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典礼和人民的游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广场成了首都的中心区，由此，主要街道的方向便可断定，这是任何计划家没有理由来变更也不会变更的。”

　　苏联专家团《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对巴兰尼克夫把行政机关建设在旧城中心区的计划进行了论证，并对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予以反对，指出这是不经济的，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在会议上，苏联专家阿布拉莫夫还武断地提出，建设新市区“就是承认市内一百三十万的人口对政府是没有益处的”。这次会议之后，1949年12月19日，北京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副局长赵鹏飞提出《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

　　1949年10月，曾参与过上海都市建设计划和南京行政中心区规划的留英学者陈占祥到达北京，成为梁思成的工作助手。陈占祥赞成梁思成的设计思想，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五棵松和北京古城之间的距离很远，重点发展这一地区可能导致古城的发展建设被忽视。因此，陈主张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将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现国家经委所在地)作为新的行政中心，像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中心的规划中来。梁思成接受陈占祥的建议，修正了自己的在五棵松“新市区”建设行政中心区的观点。

　　1950年2月，“梁陈方案”，即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成了，梁思成自费刊印，报送有关领导。

　　最后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梁思成、陈占祥陷入孤立。他们的建议被完全否定，被一些人指责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一边倒”方针“背道而驰”。最严重的指责是，他们设计的新行政中心“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

　　——拆有拆的说法

　　对北京古城的拆除，是从城墙开始的。从1952开始，北京外城城墙被陆续拆除，办法是组织市民义务劳动，或动员各单位拆墙取砖取土。几年内，北京外城的墙被全部拆除，内城的墙被拆了一半，留下一半。

　　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的梁思成，与众多的委员就拆除天安门旁边两侧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提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拆除的理由是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妨碍了交通和妨碍游行队伍。这场争论的结果是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根据大会程序委员集体表决结果被拆除。当年的一份档案这样写道：“每年有几十万人民群众雄壮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在东西三座门(即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的代称。原东西三座门在长安左、右门两侧，1950年拆除)没有拆除之前，它们在交通上妨碍了这样重要的活动。”“节日游行阅兵时，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府有关部门找了很多三轮车夫来控诉三座门的血债，说他们多少多少人在这里出了交通事故，一定要把三座门拆掉。梁思成保护位于中轴线上天安门城楼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建议被认为是“影响人民利益与首都建设”。

　　拆除工作在一步步进行着：1953年5月，北京市政府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将朝阳门、阜成门，以及东四、西四和帝王庙前的牌楼拆除，理由也是改善交通。5月9日，中央批复同意把朝阳门和阜成门的城楼及瓮城拆掉，交通取直线通过，并指出进行此项工程时，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以取得人民的拥护。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梁思成与吴晗争论得非常激烈。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当年的一位见证者回忆说，吴晗在会议上批评梁思成：“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

　　1953年11月，北京市政府提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指出北京古城“完全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意旨的。它的重要建筑物是皇宫和寺庙，而以皇宫为中心，外边加上一层层的城墙，这充分表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和维护封建统治、防御农民‘造反’的思想。”“这些城墙是封建帝国的防御工事，在新时代已经毫无用处，还妨碍了交通限制首都的发展，因此，应该拆除城墙，墙砖可以用于建造房屋或者铺设马路。”梁思成建议：不破坏门楼和城墙的整体性，每座城门两边打开一个门，供车辆通行，但建议被拒绝。

　　苏联专家在北京城内建设行政中心与梁思成意见相反，但是在保护北京城楼城墙这件事情上的意见却与梁思成惊人的一致。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诺夫和建设专家勃得列夫向北京市委提出建议，保护北京城墙，保留北京古都的面貌。但是，一切都已经不可能的。

　　1953年8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说：“拆除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4月第1版，90-97页)

　　1954年，中轴线上的地安门被拆除。

　　1956年，永定门城楼周围城墙已被拆掉，1957年，永定门城楼箭楼被拆掉。拆除的理由是“妨碍交通”。

　　1957年6月3日出版的《政协会刊》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发表《拆除城墙问题》，提出：“今天拆除城墙的风气流行各地。千万要再加考虑，再加研究一番才是。三五百年以上的城砖，拿来铺马路，是绝对经不起重载重高压的。徒毁古物，无补实用。何苦求一时的快意，而糟踏全民的古老的遗产呢？”

　　1958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王启贤的《束缚城市发展的城墙》一文，号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除”城墙“这个障碍物”，“城墙开了几个豁口只是点的突破，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彻底清除。特别是在目前节约建筑用地的号召下，城墙却占用了大量土地，这是可以充分发掘的潜在力量。”

　　拆掉北京古城墙被政府认为是“今后彻底迅速地改建旧城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当时甚至有人认为故宫也可以拆改。在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里有这样的描述：“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的限制和束缚，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拆掉城墙后，滨河修筑第二环路。”对此，梁思成想不通，他对当时北京市的领导人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梁思成有着惊人的自信和判断：“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十大建筑”中的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被选定在天安门广场建设。毛泽东确定了天安门广场改建的规模。改建后的广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

　　北京市委邀请全国1000多名建筑师、艺术家和青年学生参加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竞赛。有方案提出拆除中轴线上的正阳门。1958年9月，周恩来在部署“国庆工程”时，明确提出天安门广场的扩建，不能拆除正阳门城楼和箭楼。10个月以后，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以惊人的速度建设落成。改建工程中，中轴线上的中华门被拆除。

　　中华门被拆除后，其址成为了广场南部的绿地。1976年，毛主席纪念堂在此处建设。

　　1965年准备拆北京内城城墙修地铁的时候，周恩来行车绕城一围，再次指示留下正阳门城楼和箭楼。

　　1965年7月1日，地铁工程开始动工，内城城墙的拆除工作也随即展开。1969年，内城城墙在修建地铁和备战备荒中被彻底拆除。城砖大多用在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全民工程设施上。

　　目前，老北京的城门“健在”的有正阳门的城门楼和箭楼，德胜门现存的只是原来的箭楼。2002年，东南角箭楼与复建的部分城墙被组合成明城墙遗址公园。

　　——“整体保护”

　　根据北京市制定的“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规划，从2003年到2008年，北京市政府将投入6亿元，区县及社会配套资金7亿元，整个规划将从2003年一直持续到奥运会开幕的2008年。

　　北京市将创造条件在局部逐步恢复皇城的东、西、北三面城墙和复建东安门、西安门和地安门。为恢复皇城的完整性，东皇城根遗址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已经建好，这只是北京市整体保护皇城工作的开始。

　　根据北京市文物局制定的“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规划和最新公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今后北京的文物保护工作不再像过去那样，把重点都放在那些标志性文物建筑的单体保护上，而要在保留古都风韵和格局上下功夫，“整体保护”。整个规划将保护划分为三个层次：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和名城的整体保护。整体保护的思路将具体体现为对历史水系、传统中轴线、皇城、旧城“凸”字形城廓、道路及街巷胡同、建筑高度、城市景观线、建筑色彩、古树名木等十个方面内容的保护，规划在已确定的北京第一批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基础上，又确定了第二批1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名单。在共计4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中，有30片位于北京旧城，总占地面积约1278公顷，占旧城总面积的21%；加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其建设控制地带，总面积为2617公顷，约占旧城总面积的42%。

　　从永定门昔日的拆除到今天的重建、复原，时间和历史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的城市由起点又回到原点。(张英 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