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1日电 据信息时报报道，华懋集团主席“小甜甜”龚如心不服特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官任懿君去年判她所持亡夫王德辉1990年所立的遗嘱为伪冒，使家翁王廷歆可获近300亿元遗产，委托唐明治为首的大状团向上诉庭上诉。唐明治前天指原审法官犯下“七大错误”，要求推翻原判，必要时发还重审。
原审法官曾提出九大疑点
预算会进行11日的上诉聆讯，前天由代表龚如心的资深大律师唐明治的陈词揭开序幕，交代了7个上诉理据。唐明治指出在原审时，王廷歆一方也只指控龚如心提交的4页遗嘱是伪造，任懿君应将双方证据公平地分开处理，任懿君却以自己的方法去分析证据，最后作出一个无人提出指控的裁决，除认为1990年遗嘱的首页伪冒，更断定龚如心是该页的伪造者。
唐明治认为，“伪冒者”的指控十分严重，有刑事成分，按香港现行的民事程序举证标准，处理民事案件的法官不应将同样指控，加诸诉讼的任何一方。
另外，龚如心一方又批评原审法官在判辞中，“抄袭”王廷歆律师的陈辞，将后者部分结论“搬字过纸”，违反法庭作出独立裁断及交代理据的责任。
任懿君在去年11月颁布的判词中，曾提出1990年遗嘱的9大疑点，包括1990年的遗嘱并非由律师办理，王德辉不会用近乎无墨的墨水笔签遗嘱等，得出遗嘱是伪造的结论。唐明治批评任懿君没有给予具体理由去支持这些疑点，却依靠这些疑点认定遗嘱是伪造，在处理笔迹的证供时，便理所当然地不会裁定笔迹出自王德辉，否则只会自打嘴巴。
原审法官被指判辞“抄袭”
上诉庭法官杨振权则反驳，指龚一方能提交的证据中，能直接证明遗嘱是王德辉亲手撰写的极之有限，而当日龚如心却没有出庭作供，只要龚如心能交代丈夫当日如何将遗嘱交予她，对其证供将有影响。
这场“世纪争产案”的关键，是龚如心与王廷歆都先后声称拥有王德辉的遗嘱，王廷歆指儿子王德辉于1968年立下遗嘱，愿意将所有遗产留给父亲；龚如心则提交了4张声称为王德辉于1990年亲笔撰写的遗嘱，王于当中指龚是他的最爱，决定将所有遗产给予妻子。高院于去年11月颁下判辞，判王廷歆胜诉，并指龚如心提交的遗嘱有可能由龚伪造。案件审结后，66岁的龚如心涉嫌伪造遗嘱被商罪科拘捕，案件目前仍在调查。
去年任懿君法官提出九大疑点
①王德辉没有理由改变主意，改变遗产受益人(由王廷歆转为龚如心)。
②王德辉以往请律师立遗嘱，却自制1990年遗嘱。
③王德辉在什么地方和找谁草拟1990年遗嘱。
④王德辉对法律文件颇严谨，为人毫不浪漫，1990年遗嘱与他性格不符。
⑤1990年遗嘱的用字有可疑。
⑥1990年遗嘱并没有推翻1968年遗嘱的条文。
⑦1990年遗嘱见证人谢炳炎的证供可疑。
⑧龚如心在打开收藏1990年遗嘱的信封前，竟预知遗嘱内容。
⑨龚如心提出1990年遗嘱时的行为可疑。���
��今回龚如心找出七大上诉理由
①原审法官任懿君错误的将立遗嘱的环境证供与笔迹专家证供分开考虑。
②将王德辉1990年立遗嘱所谓9点可疑之处，错误地将举证责任推在龚如心身上，违反法律原则。
③“疑点”其实涉及立遗嘱的情况，除立遗嘱者外，无人可解。
④“遗嘱”有“九大疑点”也不等同于伪造文件。
⑤原审法官任懿君单凭环境证据，认定1990年遗嘱可疑及为伪造文件，再引申指龚如心是伪冒者，指控非常严重，连王廷歆一方也没有于审讯时提出，这对龚如心不公平。
⑥原审法官任懿君在判词中，大量搬字过纸“抄袭”王廷歆一方的结案陈词。
⑦原审法官任懿君未能客观、宏观地审理本案，引致立下错误结论。
当年传媒过度关注
原审法官客观被质疑
唐明治在陈辞末段提出这宗“世纪争产案”的背景，指案件原审花了172天，横跨14个月，无论开审前夕还是审讯期间都吸引了传媒大事报道，传媒对证人紧迫追访，有报道更将龚形容为坏女人。唐明治认为传媒报道令原审法官任懿君面对巨大压力，质疑他判案时能否保持客观。
唐明治指出，案件原审期间，律师、证人甚至法庭翻译都曾被传媒滋扰，法庭又就文件保安及错误报道在内庭进行讨论；又有证人作供时，未能分辨其所听所闻及报纸的报道，而王廷歆胞妹王德娴作供时，也因为知道有传媒在场，借机会批评龚如心。王德娴当日作供时，曾批评龚“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小甜甜阵前易帅
踢走李柱铭另聘唐明治
为提高反败为胜的机会，龚如心不惜工本找来重量级的法律界人马打官司，令香港每6名资深大律师中，便有一人助龚上阵，可谓前无古人。龚如心在涉及亡夫王德辉有关的个案中，已先后动用了全香港63名资深大律师中的其中10人。而这次又动用唐明治、张健利及翟绍唐3名资深大律师，辅以两名大律师就争产案及讼费命令上诉。但资深大律师余若海及原审主将李柱铭将不再参与此案。
面对小甜甜一方的阵容，家翁王廷歆也不敢怠慢，除继续委聘助他胜诉的大律师公会主席兼资深大律师陈景生外，还加入在民事诉讼中被喻为“顶级人马”的资深大律师邓国帧，再加两名大律师曾汉坚和陆英华协助。
前天，龚如心及王廷歆均没出庭听审。由于龚如心涉嫌伪造遗嘱的案件仍在调查之中，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特别派出多名探员到庭听审。本案由上诉庭法官杨振权、袁家宁及高院原讼庭法官王式英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