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开始，胡兰成的三四本书突然在中国书市走俏，近日网站上不少关于他的议论，褒贬皆有，有意无意为胡文过饰非者还真不少。

　　胡兰成(1907-1982)之所以引人注目，首先当然因为他是张爱玲的第一个丈夫；胡之所以引起争议，则因为他不论生前死后都无法漂白的汉奸身份。他在汪精卫成立伪政府时，一度担任宣传部政务次长、法制局局长，还兼任《中华日报》总主笔。

　　不知何故，胡兰成后来得罪汪精卫，被排挤在汪伪集团之外，但他“道行”越来越高，干脆投靠日本人。日本投降后，他仓皇逃命，偷渡到日本。这一点不得不佩服胡兰成：在那一伙和汪伪政权挂钩的汉奸文人中，他是惟一逃出生天者。

　　胡兰成的作品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写张爱玲的《民国女子》。除了张爱玲外，胡前前后后还另有7个女人，《今生今世》正是他夫子自道，细述如何与这一干女人的情爱纠缠。

　　得承认，我在十几二十岁时初读胡兰成的文章，的确也迷惑于他那被评论界誉为“妩媚”的文风。但作为女性读者，很少不为胡的拈花惹草犹顾盼自雄、沾沾自喜而感到厌恶。过去时有女作家因不齿胡而大加挞伐，印象较深的是香港作家亦舒与台湾作家蒋芸，两人曾为文替张爱玲打抱不平，亦舒甚至直指胡为下作之人。

　　也许胡兰成其人确实有其蛊惑人心之处。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度客居台湾，受到台湾著名文学家族朱西甯一家的赏识。七十年代成立的台湾文学团体“三三”，还俨然奉胡为精神领袖。“三三”当年的年轻作家群包括朱天文、朱天心姐妹，都曾当面受教于他，受到很深影响；尤其是朱天文，她不久前接受《南方周末》访问时，还特别提到，认为胡的《今生今世》超过张爱玲。朱天文在访谈中一再说起在七十年代如何受胡兰成启蒙，至今她仍替胡不平，认为胡“没有获得他应该有的位置”，而“张爱玲已经是在庙堂里头了”。

　　世人对胡兰成的贬抑当然是针对其人品，但目前中国出版的《今生今世》，把最重要的一章《渔樵闲话》删除了，而这一章正是胡叙写与汪精卫关系的最重要一章。读目前中国的新版《今生今世》，无法全面了解胡兰成其人。

　　其实，胡兰成即便曾当过汉奸也许也不那么可怕，他最可怕的其实是心态之可恶。读胡的作品，字里行间不但感受不到对自己丑陋行为有任何悔疚，相反地，那种一派无辜，自圆其说的叙述方式看了真叫人生气。据闻他在台湾教书时，有学生问他为何当汉奸？他竟然厚颜答道：作不成英雄只好当汉奸。

　　回头看去，七十年代也许还是个是非黑白不那么混淆模糊的时代，当时的台湾社会也犹有几分公理：胡兰成后来受到舆论强烈谴责，终究无法在台湾混下去，1976年再次落荒逃到日本。胡的书在台湾也完全被禁。他后来在台湾问市的作品，包括《禅是一枝花》，都是化名李磐出版。

　　有朋友告诉我，活在当下最好不要再骂胡兰成，因为若仿效亦舒说他下作，会被讥为女性主义。若骂他恬不知耻，出卖国族，会被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两者都不合时宜。

　　教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国民党政权下无法立足的汉奸文人，在今日的神州大地竟然借尸还魂，摇身变为文坛新“宠”。这是另一种改革开放吗？

　　是时代进步了，或是倒退了？历史真会开世人的玩笑！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张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