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冯远征、梁丹妮和濮存昕因为一部电影聚到一起，不计片酬、耗时月余，在北京的寒冬中完成影片拍摄。可是这部令他们满心期待能与观众见面的影片，却因为题材和操作流程问题，压了箱底。2003年年底，这部沉寂9年的作品通过广电部审查，并以碟片的形式发行面世。

　　观念问题：70万当300万用

　　2004年2月15日，导演何建军带着这部名为《邮差》的电影，来到坐落于上海市东大名路713号三楼的东大名艺术中心，做小规模放映并与观众交流。仓库改造而成的东大名结构奇特。因为早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只好闲坐在中心的酒吧里发呆，以至于开始完全没有留意到一个个子不高，着装灰暗，头发蓬乱的中年男子走进来。这个看上去更像工人的男人就是导演何建军。

　　1994年，冯远征从德国留学回来不久。满怀抱负的他在《邮差》中诠释的“小豆子”一角让何建军相当满意。“我跟他特熟，他出国之前我们就是特好的朋友，所以对他的生活有很多观察。等到定下来让他演小豆子，在写剧本的时候就会在这个人物身上加入演员的习惯和个性特点。”

　　对于“小豆子”的成功，何建军并不掩饰自己的功劳，他认为除了演员自身因素，导演对影片控制的好坏，也是演员能否成功塑造角色的要素之一。“就拿姜文来说，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但是在《天地英雄》里，我认为他是在失控的状态下演戏。《本命年》就好多了，谢飞对影片的控制非常好。”何建军还记得片子拍完的时候，冯远征意犹未尽地对他说，某些地方还没有发挥出来，还能演得更好。

　　言谈间，何建军流露出对拍摄《邮差》时那种工作氛围和价值观念的怀念，“当时我跟濮存昕也很熟，跟梁丹妮83年就认识了，大家都是为了拍电影这么个事儿，演员几乎都是义务出演。”何导说，拍片的时候冯远征、濮存昕每天坐着公车、骑着自行车赶去片场，根本没有拿车接送这回事，濮存昕甚至还拿出许多自己的东西当道具。“现在肯定不同，现在去找人拍片子，他会说咱们再是朋友，片酬还是要讲。”当时这个片子只花了70万左右人民币，“这样的演员配置拿到现在没有300万根本下不来，就是当时怎么着也要100万。”

　　何建军说，只有一群有志向的人在一起，这样的艺术片才能用那么少的钱完成。“人们的价值观在改变，《黄土地》公映那会儿，两个人谈恋爱，男的弄一张电影票给女的，那是一件很有文化、很上档次的事情，基本上两个人的事就成了。现在男的要给女的一栋200万元的别墅，事情就差不多成了。观念不同。”

　　有报道称，因为这部电影已经沉寂太久，濮存昕已连情节都想不起。何建军说，濮存昕确实到现在都没看过《邮差》，冯远征也是上个月刚刚拿到他给的碟片。9年时间确实漫长，但片子通过审查还是让何建军起了公映的念头，“当然想了，每个导演拍片子都想公映，想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影片。现在就有两家发行公司跟我接触，说《邮差》这片子要公映的话交给他们就行，他们帮我安排一切。”但这也只是一个希望，“刚通过审查，没那么快让你公映，先搁着吧。”

　　制度问题：在中央6台放了十遍

　　何建军1990年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毕业后，经过几年的思考和积累，开始产生强烈的表达欲望。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香港来内地求学的学生在看过他几个短片后，拿出十多万人民币，支持何建军继续进行电影创作。

　　“当时突然给你一个机会说拿10万块钱去拍电影吧，哪还管那些呢，拿起来就拍了。”这就是何建军第一部彩色电影《邮差》的诞生。

　　但这部涉及卖淫、同性恋、吸毒、乱伦等诸多敏感题材，并动用鹿特丹电影节资金的影片，换来的不是赞誉，而是1994年的一道禁令。“太突然了，肯定没想到，如果想到就不会这么做(电影)了。我是热爱电影的，当时肯定对我有影响，觉得怎么会这样呢，当然我没绝望，因为‘规定’这东西，你一个人是改变不了的。”

　　对于1995年到1998年这三年被禁的生活，何建军不愿意多讲，只一句“帮人剪剪片子什么的，反正事儿挺多的”。实际上，1997年他依然克服重重困难，推出了他第三部剧情片《风景》。这部一出世就注定不能公映的片子，讲述的是律师与一个被强奸女性之间的故事，该片于1999年参加了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的展映。

　　1998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发《关于恢复何建军参与影视制作资格的通知》，算是恢复了他的“身份”，他又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电影创作了，于是就有了2000年的《蝴蝶的微笑》。这是他这几年来惟一一部得以正式与观众见面的影片。“前面的一些片子，我和贾樟柯他们都一样，拍了也就拍了。后面的片子我觉得挺正常的，《蝴蝶的微笑》在中央6台放了十遍。”

　　这句“在中央6台放了十遍”被何建军强调多次，以至于有观众问他是否意味着这是走向主流的标志。

　　钱的问题：把观众拉回影院就是进步

　　电影是需要有人投资的，“没有人会拿500万给你，说你拿去拍吧，没事”。

　　对如何与投资者合作，何建军现在有着清楚的认识。“第一次与投资方合作，需要让投资方知道你能给它带来多少票房。而投资方推荐剧本、导演换本也是很正常的事。”

　　何建军现在会选择一些自己喜欢、投资方也没意见的故事去制作电影，去年完成的两部新片就属于此列。“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跟投资者合作，怎么走向市场。但什么是市场很难说。”何建军觉得能感动自己的电影就一定是好电影，也就能感动观众。而那些在拍的时候就保证说能让多少多少观众来看的片子，一定失败。

　　“投资方和导演考虑市场，不能说是一种进步，只能说是一种走向市场的信号。现在我没有看到进步。什么是进步？像韩国电影那样把观众拉回影院就是进步。现在只是一种好的方向，只能算是一件对电影有益的事情。”

　　前途问题：未来《大赢家》

　　去年，何建军完成了两部电影的拍摄制作：一部是投资20万左右，DV拍摄的《蔓延》，讲述一群盗版片商与顾客之间的故事；另一部是由中央电视台投资100多万拍摄的高清晰电影《奖金》，讲述弟弟无意中向公安机关出卖了哥哥，得到公安机关奖金的故事。两个片子现在都放在央视审查，预计下半年可以面世。目前，何建军又在为他的剧本《大赢家》激动着，这部影片将会讲述一位卖报者突然摸中500万之后遇到的种种事情。在经历无数波折后，何建军正迎来自己艺术生命的第二个春天。

　　来源：都市快报 作者：王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