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指出，早在5月底，各国已在各自使馆驻扎重兵，把使馆变成设在北京城内的外国军事据点。这是完全违背国际法的。据当时欧洲的国际法学家的意见：“使臣公署，不得据之屯兵”(6)，这是国际公法常识。大沽事件后，各国侵华战争宣告爆发，清军和义和团攻击使馆，实际上是对这个外国军事堡垒的进攻，从国际法角度看，不能说完全无理。外国教堂屯兵，更是违反国际法的。(7)

　　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八国联军出兵以前，列强瓜分中国之说甚嚣尘上；八国联军出兵引起义和团强烈抵抗之后，经过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辩论，瓜分中国说为保全中国说所代替。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长达45年的英国人赫德在当时写的文章中分析道：“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即将协同一致来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8)义和团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西方人很快就看出来了，中国人也很快看出来了。最早看出这一点的中国人，是留日学生。1901年在横滨出版的《开智录》上，有作者著文，对义和团给与了崇高的评价，说“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有此数功，则我国民精神从此振刷矣。”(9)孙中山高度评价义和团的历史功绩。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讲三民主义，说义和团“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10)

　　国际无产阶级高度评价了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俄国革命领袖列宁在1900年写道：“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11)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报纸《前进报》，1900年6月19日发表题为《铁拳》的社论，说“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12)

　　以农民为主体组成的松散组织义和团，其本身愚昧、落后，有许多缺点，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必须指出，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实质上是农民阶级有历史局限性的民族革命思想，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始形式。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初期的共同特点，义和团运动不过是它的典型代表和集中表现。因之，对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不应采取简单回避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需要进行科学的阶级分析和历史考察，对它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鸦片战争以后16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侵略与反侵略同在，压迫与反抗同在，屈辱与辉煌同在。屈辱、觉醒、奋斗、牺牲、变革、进步，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

　　总结160多年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前109年和后56年。前109年，历史的大关节，基本上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是封建统治者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人民起义和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是中国要求追上世界资本主义的步伐、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所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思想文化的种种斗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围绕这些历史的大关节进行的。经过社会先进人士无数次的社会改良，经过新的社会阶级、政党发动的屡次革命，在坚持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赢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由人民掌握政权的新中国的诞生。后56年，历史发展虽然也很曲折，但其历史的大关节，基本上是在人民取得政权的基础上，探索国家现代化并且取得巨大成绩的历史，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且成功地摸索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后56年内特别是前期的某些失误，也与这种探索有着密切的关系。换一个说法，前109年是争取国家独立的历史，后56年，是争取国家现代化和富强的历史。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过程，大多数人都是明了的，特别是最近50年，同时代人作为这一历史过程不同程度的参与者、见证者，都体验到了创造历史的艰辛与喜悦。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利益最大化未能得到满足。

　　《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虽然从中国取得了许多特权，但还要取得更多的特权。它们还要求在中国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国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设立使馆。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宇和教授近年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证明，英国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很大程度是要逼迫清政府把鸦片贸易合法化，以保障当时英国在华最大的经济利益———鸦片贸易。(13)谋求在华的全面经济与政治利益，这是它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的一场侵略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问题只在发动战争的时机和借口而已。

　　《现》文说战争的原因，列举了两条。一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即外人入城问题)，另一是修约问题。这是两条表面原因，如果认为是根本原因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外人入城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南京条约》第二款：“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驻该五处城邑。”这就是说，一般英国人可以居住在港口，外交官则可以住在城邑。中方认为，按中文字义，城邑不一定指城内，条约未给英国人入城的权利。《南京条约》英文本把中文本中的“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译成Cities and Towns。英方认为Cities and Towns就可以指城内，因此，英国外交官和一般英国人都可以入城。中英双方在条约约文的理解上，发生了很大歧异。按照欧洲人的国际法，《南京条约》的两种文本(当时没有第三种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条约签字时未声明以哪种文本为准，在文本的解释发生歧义时，应允许各方各执己见。事实上，这两个文本都是英国提供的。这就造成了入城和反入城的同一法律来源的不同解释。在中方看来，英人要求全面履行条约的理由不充分。其实中国官方在英国的压力下，已经同意英国人可以入城。但是广州城厢内外社团、士绅坚决不同意英国人入城，甚至不惜开战，官方只得以“民情未协”为由，推迟入城的时间。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的暴行和鸦片战争后多起英人恃强作恶的中外纠纷事件，是造成广州民众仇外情绪的一个基本原因。从历史的角度看，广州民众的仇外情绪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当时有其发生的条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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