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可再生能源面临拓展世界能源市场新机遇(2)

　　纵观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处理能源利用的课题上，遵循的是“两条腿走路”原则：通过商业和外交乃至军事途径满足眼前不可逆转的对化石能源消费总量不断增长的需求；在追求不断提高自身节能水平的同时，通过做大节能环保的全球市场蛋糕，为在能源利用技术的不断领先和技术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找到更广阔的地理空间。

　　现阶段，重视发展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并不是为了弥补化石能源在可供量上的匮乏，更不是为了使快速、大规模乃至全面替代石油消费的梦想指日可待。“石油峰值论”在1956年就出现了。这个理论的原创者预测美国自产原油峰值会在1965到1970年间出现。此后，针对不同地理范畴的峰值论不断出现，但都没有成为现实。全球范围内，新的化石能源储藏不断被发现，开采技术也不断精细，促进了产量的增长。就化石能源的总体供给能力而言，不存在具有现实意义的“能源危机”。出现大规模的石油供应不稳定时，一个经济体的恐慌程度，除了与自身供应和储备能力相关外，与其提炼不同品质的原油能力更高度相关，因此提高应对石油供应危机的设备和技术能力更为关键。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从能源经济本身看，主要是在追求市场份额的拓展。这种拓展的新机遇，来源于化石和非化石能源之间经济与价值对比态势的变化。也就是说，随着技术进步，化石能源日渐昂贵，非化石能源日渐廉价。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价值观念的进步，化石能源利用的连带成本获得广泛认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在燃烧过程中排放大量的硫化物、氮氧化物、粉尘、污水、重金属等污染物，直接导致个人消费者的医疗和医疗保险费用、社会保障费用的上升。如果算上化石能源开采、运输能源过程所需的能源、土地、水等成本以及灾害赔偿，化石能源的终端消费价格将远远超出现有水平。

　　近年来，化石能源交易成本的持续攀升，是促使可再生能源重新受到重视的另一个诱因。跨国油气贸易的金融化，成了一个人造精灵。资本逐利，推高大宗商品的价格，增加了日常物价水平的不稳定性，增加了终端消费者规划未来支出的难度。

　　美支持可再生能源

　　开发战略意图明显

　　2008年初，伴随着白宫执政党的变化，美国政府将推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列为其能源政策的重大举措。白宫13514号决议就是要促使联邦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发挥旗帜作用。根据该决议，联邦政府的各级办事机构都必须设法完成一定的节能目标，截至2030年，所有新建筑必须实现零排放，同时节水30%，减少50%的填埋垃圾。

　　美国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显然有其战略意图。美国曾有研究机构发布报告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企业使用的能源规模能够超过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军方。2006年，美国防部花费136亿美元购买了1.1亿桶石油燃料和38亿千瓦电力，差不多占美全部能源消耗的0.8%，约为联邦政府能源消耗的78%。也就是在这一年春天，美国国防部国防研究与工程局成立课题组，开始研究军队能源问题，包括能源安全审查、降低国防部对进口化石能源的过分依赖、确定替代能源来源以及确定国防部能源战略选择等问题。

　　美军拥有庞大的运输系统，军车、卡车、坦克、军舰等开动起来均需要燃烧大量的化石燃料，成本高、污染大，因此美国防部将生物燃料和合成燃料列为其研究重点，这对于应对高油价和供应动荡不失为明智之举。而专门针对国防力量的《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军队2025年前实现所有能源的25%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标。目前在美国空军中已经在无人机和载人机上使用太阳能，其优势是保证飞机长距离长时间飞行、无排放且静音。但是，目前的技术无法保证这种飞机翼展更大、载重量更大，而且能源储存困难较大，成本很高。

　　在2011年9月美国军方宣布的一项新能源计划中，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军队目前面临的能源开支、能源安全，全面达成能源战略成为美军的目标，美国防部计划到2030年每年花费100亿美元用于可再生能源。目前美国防部每年花费约200亿美元用于能源建设，其中75%用于燃油，25%用于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未来20年里，五角大楼将太阳能用于基地和临时设备建设，燃料电池用于士兵个人可携带能源，微型电网用于军队设备，生物燃油用于军队车辆。特别是海军的“大型绿色舰队”计划，将到2016年实现由生物燃油驱动的舰队。到2030年，整个应用于基地和临时设施的可再生能源市场预计可达61亿美元。而所有这些支出的一个重要去向便是支持大学以及私营机构开发各种可能替代石油的燃料。

　　加速调整能源

　　消费生产政策

　　在众多的可再生能源政策选择中，加快太阳能、风能设备的国内应用，是我国应对国际竞争的必要途径。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山区，大量的居民用能还停留在高度依赖柴草、炭薪、牛羊粪便的初级阶段。农业人口的老龄化趋势以及留守人口依赖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转移，为生活用煤炭消费向农村、山区的扩散提供了社会条件。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变化既无助于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也提高了城镇地区治理大气污染的难度和成本。

　　我国尚有1.2亿的扶贫人口。政府的财税政策有必要向加大支持外向型可再生能源设备产业转身为国内的脱贫济困服务这个方向转移。其市场空间、经济和社会发展收效，不亚于在境外获得市场份额。

　　努力吸引国外的可再生能源企业参与我国推广可再生能源利用，也应是我国的政策选择。外企和外资参与这一领域的竞争，整体得益的是我国能源供应的自主程度的提高。

　　总而言之，面对国际新能源开发，如何因势利导，加速调整自身的能源消费和生产政策，把握好相关产业发展的全球发展机遇，才是我们要着力思考的战略性课题。核心挑战，不是哪个大国的战略图谋，而是企业在设备、技术、长期服务方面的能力，是如何加速利用来自国外或者国内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查道炯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