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户的离歌：城市管理的冷酷和无奈(3)

    2004年起，相关部门开始陆续派出人手对棠下后山的养猪户进行整治，并在当年拆除养猪窝棚数万平方米。这种整治强度在亚运会前达到高峰，并且持续至今。

    强大的压力使得后山村民不得不收敛。一批批的养猪户离开，没离开的人也开始谋划转行。有人在村里开起了小卖部，有人去周边的工厂里打工。还有人把养猪棚迁入更深的山里，希望借此逃脱拆除。

    2005年后，养猪户杨武山不再养猪，因为“猪棚迟早都要被拆”。但他发现，仍源源不断有人从老家灵山过来，继续操持着养猪的事业。“一批人走了又有一批人来，这里实在是养猪的好地方，刚来到广州，找不到工作也只能养猪。”

    棠下街道办一工作人员告诉南方日报记者，虽然城管等执法部门一直严格整治后山的非法养猪行为，但由于重新搭建猪棚的成本很低，不少养猪户被拆除后重建猪棚，这使得多年来非法养猪一直难以根治。他同时认为，整治行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2009年之前这一带聚居的养猪户一度高达三四百户，经过持续整治之后只剩下几十户了”。

    要求珠江投资集团有所作为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上世纪90年代，珠江投资集团购得棠下后山地块，但多种原因未能开发，致使该地于2004年被国土部门强行收回。此后，由于前期已经投入开发，身份变成了前业主的珠江投资集团仍主动担起管理这片土地的职责。

    杨武山表示，珠江投资集团一开始在山上建了围墙，并设了3个通往外边的出入口，每个出入口都有保安把守，但村民常常和保安打架，好几次还叫来了派出所，但警察也没有办法。“他们又想了个损招，在村里的一条主干道上浇筑了三根水泥柱，不给村民的车通过，我们就把柱子推翻了。”

    直到现在，针对棠下后山的臭气投诉仍在进行。年初搬进中海康城的业主唐小姐入住后就发现臭气不断，等她尝试了解臭气来源，吃惊地发现身边的邻居已经就此投诉了好几年。“我还特意去后山看过，实在太脏太臭，但他们生活也很艰辛，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她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离开

    未来让李木松感到迷茫，后山不能养猪了，老家也已经回不去了。杨红娟则想去中山碰碰运气

    上月24日是棠下街道“通牒”后山养猪户将猪棚和窝棚拆除的最后期限。今年春节后，车陂、棠下街道陆续开展针对违章搭建窝棚、猪棚的专项整治行动。上一个“通牒”期限是当月12日，棠下街要求养猪户在此日前将猪只自行处理，并自行拆除物棚。为给养猪户充裕的时间，棠下街道将“大限”延长至24日。

    2008年来此养猪的杨红娟忍痛在24日将猪卖掉。她原计划这批猪最好在10月出栏，这样每头猪就能长到220斤以上。按照现在的重量，她每斤只能卖5块多，而超过220斤的市场价要贵2元钱每斤。

    24日下午，杨红娟将最后一头猪拉上猪贩的车后，她庆幸地吁了一口气，虽然仍遭受了一些损失，但毕竟已经将猪处理完毕。在她的身边，住了5年的屋棚已在半小时前被拆除队伍的勾机捣毁，散落的木板压在来不及收拾的瓶罐和抹布上。

    同是灵山人的李木松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养猪一年忙到头，纯粹就是挣个辛苦钱。“一只猪苗650块钱，养一年养到200多斤，每斤卖7块钱最后一头大概1800块，每头猪大概收入1300块，刨开每月的600元潲水费、养猪的人工费，还要保证猪的存活率有80%以上才能一头猪赚个二三百块钱。我养个五六十头，一年也就挣1万多。”

    李木松的两个孩子在棠福小学上学。他说，自己每天4点就要外出收潲水，天刚亮就要回来给孩子煮饭，然后又马不停蹄煮潲水、喂猪、洗衣服、做家务，晚上哄完孩子睡觉也已经11点了。“因为没技术没文化才靠养猪维持生计的，如果有老板愿意要自己打工，根本就不愿养猪了！”

    对李木松而言，老家已经回不去了。“当初只分了5分地，有了老婆孩子后根本不够吃。”未来让他感到迷茫，他甚至都来不及打算，因为还要想办法把剩下的小猪处理掉。杨红娟则想去中山市碰碰运气，“这里是不能养猪了，但有老乡说那边可以养，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足够大的地方建猪棚。”

    在李木松和杨红娟的四周，天河区和棠下街道组成的拆除队伍沿着通向山头的道路一路拆除，车辆声，猪叫声和人的叫喊声不时响彻空中。一车车的猪被猪贩从后山拉走，不断有人站在路边，眼神空洞的看着远方。

    这一天，陈凤兰特意和物业公司请假回家。虽然被通知住宅屋棚可以延迟到7月初再拆，但是她还是担心回来之后看到家里已经粉碎。如今，她最担心的是屋棚被拆后读小学的孩子没地方住，“后山有很多住着屋棚、在附近棠福、博雅等学校上学的小学生。”

    （应要求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南方日报记者 陈晨 杨大正

    实习生 李婷婷 曹菲

    本版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肖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