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二恶英不应被过分炒作成为反烧理由(3)

　　据了解，现阶段对二恶英的监测频率要求是不少于每年一次，还无法做到实时监测。所以，如何保证二恶英在生产过程中是否达标排放也成了包括白良成在内的许多业内专家着手研究的课题。

　　“因为二恶英为痕量物质，很难直接通过现有技术进行在线监测。因此可以寻找一种和二恶英有一定关联的物质作为替代物。目前发现二恶英与一氧化碳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在把一氧化碳控制在60毫克/立方米时二恶英控制的一个间接指标。”白良成表示。

　　“美国在1983年建了一个焚烧炉，在1994年做调查时测得周边的土壤二恶英浓度为130 ngTEQ/m3。毕竟是污染源，若说它没有一点风险或者累积是不可能的，但风险到底有多大也很难说。” 黄启飞建议，关键要做到风险可控。首先达标排放，其次加强周边环境介质的监测，最后切断暴露途径。“经过研究，二恶英90%以上是经过饮食摄入的，这个途径我们是可以控制的。保证这三项措施也可以消除公众对二恶英的一些疑虑。”

　　公众到底怎么参与？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国内垃圾焚烧厂数量约160～170家。2013年，国内垃圾焚烧处理能力有大幅增加，已快接近“十二五”规划的目标。

　　高速发展中，行业也逐渐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

　　“除二恶英之外，公众对垃圾焚烧厂真正反映最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一个是恶臭，一个是粉尘。”白良成认为，垃圾焚烧厂的运营管理亟待规范。

　　“国内80%的垃圾焚烧设施采用BOT模式建设，完全适合建立一套符合行业的清洁生产标准”。同时，处理好周边关系要统筹兼顾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比如苏州光大每年发布一本环境报告，让公众了解企业一年烧了多少垃圾，发了多少电，特别是环境指标到底达到什么程度，每个月的指标都有公布，这样就让公众比较好接受。”

　　“目前，我们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公众参与的法规或者细则，哪些公众可以参与，多大规模的公众参与，这是我们在实际跟老百姓解释时最大的问题。”刘阳生举例，关于垃圾焚烧厂防护距离的设定并非人人认可。“有些企业与居民区仅相隔100米却相安无事，有些1公里以外都能闻到臭味。关键问题还是把污染物控制到什么程度。”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岑超平则表示，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可以引入公众监督。“老实说，比如说在线监测，我们看到的氮氧化物在线监测比实际做出来的数据低两倍，这是不达标的。” 岑超平认为，问题首先出在环境意识上。“对监测设备的监管有时是无效的，传上网的数据是达标的，可让公众怎么相信？包括我也不信。”

　　岑超平建议，应引入第三方监管，加强公众参与，让更多的人到现场看看。“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运行光靠环保部门监测站，一年或半年监测一次，督察中心偶尔去一下，根本监管不了。”

　　优化选址要以属地为前提

　　聂永丰也建议，边界只有确定，优化选址才有意义。“公众对垃圾焚烧、填埋持欢迎态度，但只要建在自家门口就反对。并且现在的趋势不光是对垃圾处理，建医院、修道路也是一样。所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焚烧厂选址问题，而是对于市政或者公众服务设施的选址，现在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大家需要但又反对。”

　　聂永丰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在属地管理的基础上谈优化比较合适，也就是说边界要分清楚。“其他工业企业项目在厦门建不了到漳州，漳州建不了再到别的地方去，有人反对总有人欢迎。但是垃圾处理项目不同。”

　　聂永丰举例：“北京原来谈选址时，各区并不积极，因为区里根本无所谓，认为其他地方建了帮我解决问题最好。后来各个区自己负责自己辖区内的垃圾处理，外运得加异地处置费100多块钱。结果每个区的积极性都提高了，原来恨不得都往外推。”他说，对垃圾处理的问题要认清本身性质，既要在选址问题上优化，更多地恐怕要强调属地。在此基础上有条件的搞联合处理。

　　专家观点：

　　刘阳生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从业内乃至国家层面都已形成共识，国内垃圾焚烧不管在软硬件水平包括技术、管理能力，还是在政策标准上都具备推广和应用的条件。关键问题还是把污染物控制到一定程度。

　　黄启飞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所副所长

　　正在征求意见的新《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将二恶英排放标准定为0.1ngTEQ/m3，与欧盟标准相同。而现阶段，国内许多垃圾焚烧厂的二恶英排放浓度已达到欧盟标准。

　　聂永丰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目前对垃圾焚烧的拨乱反正，难度不在于对公众的科普宣讲，而在缺乏与那些所谓专家正面交锋的机会。对于公众的疑虑，我们需要第三方专家给出解释，但现在我国对专家的定义有问题。

　　白良成 住建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顾问总工

　　除二恶英之外，公众对垃圾焚烧厂真正反映最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一个是恶臭，一个是粉尘。

　　垃圾焚烧厂的运营管理亟待规范。国内80%采用BOT模式建设，完全适合建立一套符合行业的清洁生产标准。同时，处理好周边关系要统筹兼顾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岑超平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可以引入公众监督。应引入第三方监管，加强公众参与，让更多的人到现场看看。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运行光靠环保部门监测站，一年或半年监测一次，督察中心偶尔去一下，根本监管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