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为治污治霾支招 严斥“拆了建建了拆”

　　今年两会委员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改革创新和治理环境污染。虽然两会已经接近尾声，委员们仍在积极探讨如何才能改善我们生存的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副部长周建认为，目前仅仅下放或取消审批权限还远远不够，我国目前存在政府缺位、错位、越位情况，该办的事情没办好，不该干预的事情却干预过多。此外，有些权限还不能下放，就大气污染排放而言，以北京周边地区为例，为什么要大搞淘汰落后产能，很多项目都是地方政府化整为零的项目，河北大约有3亿吨钢是这样做起来的，现在又面临淘汰。

　　周建指出，城镇化应该是人的城镇化，目前一些学者对城镇化的论述的很透彻，究竟应该怎样城镇化，首先应该关注城镇的生态健康。要从一个点、一个具体区域搞城镇化建设。而现在呢，城镇心、肝、脾肺全面紊乱，土壤应该与大气链接，非要搞水利、河床，导致一些省市没有了良好的环境，交通是血脉，现在哪个城市不堵，有那么多污水处理厂，都在那晒太阳、不运转。投资巨大，浪费巨大，也没起到作用，中小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垃圾遍地。一些区域的污染负荷严重超出了城市自身的承重范围，城镇化和生态功能的保障息息相关，生态功能保障的平衡点、污染春在的紧缺性要存在，这也是系统工程。

　　“我们要向污染宣战。”周建进一步表示，也不要对于环境改善给予过高的期待。我国治理污染的代价每年6000亿元左右，而排污所付出的代价太低，治理污染的成本与它的责任不对称，充分的体现环境成本，这一点上，政府压要管制，其实，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在世界上是不落后的，但是执行不好。这个时期，政府的管制只能加强，不能减弱。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设监理协会会长郭允冲也指出，雾霾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十二五”节能减排计划规划，各行业都有相应的制定，有的行业标准很高，这些年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效果不是很理想。

　　“我认为目前节能减排、环境治理还没有到根上，很多行业节能指标很好，比如电力，100万千瓦以上的节能指标是很高的，宝钢等一些钢企指标都很高，一些企业与国际水平是差不多的。那为什么全行业来看能耗指标那么高呢？”

　　郭允冲继续讲到，去年的数据还没有出来，前年，我国标准煤消耗36亿吨，水泥22亿吨，钢材用量占全世界48%，钢材水泥都是高能耗，高污染，为什么消耗那么多呢？很简单，就是建了拆、拆了建，很多地方都这样做城镇建设的。城镇建设管理，四合院不产生GDP，拆了建，就产生了GDP，而且还把上下游产业都带动起来了。打个比方，一栋建筑，100年不拆，就只产生1个单位的GDP，污染也是1个单位，如果25年拆一次重建，就产生4个单位GDP，4个单位污染。

　　“如果不把30多亿煤炭指标降下来，是没有希望治理雾霾的，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一，并且还在增长，很多国家是在下降的。美国主要是消耗油和天然气，我国主要是煤炭。我国很多企业仍使用原煤发电，发电量低，老电厂没有脱硫。而欧洲基本不用煤炭了，法国主要是核电，美国是油和天然气，我国使用天然气的很少，之所以消耗这么多煤炭，就是因为结构不合理，拆了建，建了拆。”

　　郭允冲认为，标准规范大幅度提高这个建筑标准，我国现在普通建筑是按照50年使用建设，重要建筑80年。这些建筑拆下来的混凝土堆，都是污染，都是浪费。

　　此前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南京环科所所长高吉喜也谈到在城镇化过程中要从源头控制污染，必须合理优化城市功能组团，杜绝过大的居住区与过大的产业区。在建设居住区的同时，要统筹考虑就业半径，在发展产业园区的同时，统筹考虑居住半径，即防止同一功能组团过渡扩大化和过渡同质化，以尽可能减少人车流动。同时，还要均等化配置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尽力降低城市人流、车流、物流的长距离转移输送，从根源上控制大气污染。大量人流、车流和物流是造成城市拥堵和大气污染的重要原因，其中公共设施分布不均是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很多大中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如优质学校、医院、大型图书馆、音乐厅等都集中布局于中心城区，每天有大量的人员不得不在早晨从郊区甚至远郊区涌入城区，晚上又从城区流到郊区，形成人流、车流、物流在城市间的大范围长距离转移输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