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尽早启动最小一揽子改革 资源毕竟有限(3)

　　这就是说，从现在起到2020年，可以划分为若干个由低到高的时间段，在每一个时间段都应该选少量改革项目进行配套的改革。

　　那么，怎样选择改革项目呢？一种做法叫作“先易后难”，就是容易改的先改，难改的靠后，改革的优先顺序以难易来排列。在实际的选择上，另有一种做法更为流行，这就是有共识的先改，没有共识的再作等待。

　　在我看来，这两种做法都是有缺点的。由于没有充分体现要让新体制尽快发挥作用这一关系全面改革成败的重要要求，显得有所不足。我认为，改革优先顺序的安排还是要从尽快改善体制运营效率的需要出发。如果一些亟需进行的改革还没有形成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就应当运用执政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尽快形成多数人的共识。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是深改最核心问题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如何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要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就一定要有一个体制制度的基础，也就是一定水平的能够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制度。它所必要的改革，都应该放在优先地位。在这一点上如果没有共识，也要做工作很快地形成共识。否则的话，改革不能够发挥作用，不能提高效率，最终会受到挫折。

　　比如说，国有经济的改革对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十八大以前，对于如何理解和执行十五大关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和“进行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目前对于如何进行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包括怎样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也还有不完全相同的理解。这无疑都会影响国有经济和整个经济体系改革的进度。我认为，在国有经济改革的问题上，至少在以下问题上，应当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第一条，坚持十五大有进有退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方针。国有资本主要应当投资于公益性企业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中，其竞争性业务也应当放开。第二条，强化竞争政策，严格反垄断立法的执法。严格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坚持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国有企业要“公平参与竞争”。第三条，各个层次的国有企业都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改制。绝大多数企业都应当实行股权多元化，建立规范的现代公司制度和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政府在企业中只能以出资人身份行使法律规定的股东权利。

　　全面深化改革，还应该考虑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可能的风险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前面提到的国民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太高。负债率太高，或者换一种说法，是资产泡沫已经形成。这就容易出现系统性危机的风险，这是最危险的事情。这件事情要根本解决，要靠提高效率。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一方面是靠我们的宏观当局用短期政策保持不至于发生系统性风险，但是根本性的解决要靠提高效率。

　　因此，要打好这场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需要注意维持一个比较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防止由于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杠杆率(负债率)过高可能引致的系统性风险。根据过去的改革经验，在一个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各方面绷得很紧的经济环境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就很难推出，即使推出，风险也比较大。

　　鉴于国家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过高的实际情况，不宜继续使用放松信贷和大规模投资等刺激手段拉升短期增长率。对于短期宏观经济波动，除了注意灵活运用宏观政策措施来应对，还要用对负债率过高和资不抵债的企业进行债务重组，盘活资产存量，实施银行资产证券化，偿还社会保障和公租房或有负债等措施，降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决定》要求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也是保障宏观经济稳定和支持全面改革顺利进行的必要措施。

　　所谓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推进全面改革，就是要有坚决捍卫改革开放伟大旗帜的政治决心，克服来自旧意识形态和来自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和障碍。所谓以更大的智慧去推进全面改革，就是要以很高的专业素养和运作艺术去规避风险和解决体制转轨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种种困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领导“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我们作为共和国公民、国家的主人，也有权利有义务来督促政府认真推进和积极参与正在展开的改革，共同推动全面改革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