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以前挣10块得送8块 今年领导都不来饭局了

　　能源系统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反腐与重建行动。自2013年以来，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等多位能源系统官员、企业高管被查，能源审批链条暴露出严重的贪腐问题。

　　本报记者 王鑫 发自北京

　　这两天，郭芳又在四处张罗着借钱，“现在正是花钱的时候。”眼下是不少企业签订冬季用煤合同的时候，用郭芳的话来讲，现在干什么都需要钱，“手里没钱心里没底”。

　　郭芳是甘肃省某煤炭运销公司的老板，已经做了几十年的煤炭运销生意，简单地说，郭芳是在“贩煤”，就是从煤矿上买煤，然后卖给需要的企业，赚其中的差价和运费。

　　但今年，情况似乎有些不同，平时很好约的企业领导，基本都拒绝了郭芳吃饭的邀请，这让郭芳有些不解，“后来我才知道，国家开始管制煤炭市场了。”

　　从地方到中央，能源系统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反腐与重建行动。自2013年以来，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等多位能源系统官员、企业高管被查，能源审批链条暴露出严重的贪腐问题。

　　跌入极寒的煤炭行业，大量的矛盾与灰色地带正加速浮现，之前，它们深藏于暴富的狂欢与利益交换的默契之中。

　　挣得多送得更多

　　业内经常说卖煤的比挖煤的更赚钱，这成了郭芳步入此行的初衷，但当她真正进入这个行业后才发现，很多事情并不像她看上去的那么美好，从煤炭被拉出来的那一刻起，花费也就开始了。通过公路运输的她，“基本上挣10块，得送出去8块。”

　　这和另一煤炭中间商曹林遇到的情况一样，不同的是，曹林的煤走的是铁路运输，这样一来，无形中又多出了一笔请车皮需要的花费，“我要挣10元钱，差不多得花出去30元。”

　　2007年，希望从煤炭中发财的王浩在上海，他的老家在山西。那年初，他回老家时了解到的情况是，在上海卖到500多元一吨的煤，在山西不过200元。这个差价很诱人。他算了算，从山西到上海，铁路的运费不过每吨100元，还有200多元的“赚头”。

　　但经过一番周折和奔波后，他决定罢手。“搞不到车皮。即使搞到，费用也很贵。除了国家规定的运费之外，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费用。”

　　王浩算了一笔账，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他非但赚不了钱，反而是处于赔钱的状态，于是他放弃了想“一夜暴富”的想法，开始安心工作，“这不是一般人能干成的事情。”王浩这样总结道。

　　煤老板王名给时代周报记者算了一笔账，煤矿出来的一吨煤的开采成本在五六十元，但现在，在秦皇岛卖500多都还处于赔钱的状态，“所有的环节都赔钱，你说中间那几百块差价都哪里去了？”

　　他说，煤炭销售在报价的时候，会把包括请客吃饭在内的所有的费用都加在销售的价格里，按照这个推算，可以说，几百块的差价都是维护关系所必须的花费。

　　实际上，对于那些需要火车运输的经销商来说，请车皮也是不小的一笔开销。当年，王浩就深知这笔费用里有学问，但当他在请教那些“行内人”时，一旦被问及细节，都三缄其口，“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放弃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我们每月都会做计划，把自己本月可能需要的车皮数量上报，这叫请车。铁路有关部门看到我们的请车计划后，就会根据具体状况来批复我们的请车计划。”但计划只是计划，有些时候，计划始终赶不上变化，这一点王名体会尤为明显，“这些年来，每天下午6点，就是我们告知大秦线车务段第二天需要车皮数量的时间。”

　　但就是报计划，也需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去打点，王名说，他们是民营公司，必须得挂靠一个大型国企。一般的程序是从县里报到市里，如果市里卡住你，就报不到省里，然后由省里再到交易中心，最后才能送到太原铁路局。“如果这些不逐层打点，那么不知道哪个地方就会被卡住。”王名说，上报计划一级要花一万块，

　　王名说，在车皮最紧张的时候，一个车皮他曾经最高花了28万。“便宜的时候可能十几万或者五六万。”

　　能源系统大反腐

　　中间环节“损耗”的利润，大多变成了利益输送的筹码。

　　5月15日，新华社专电称，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据悉，魏被带走时，家中发现上亿现金。一位业内消息人士透露，魏鹏远在能源局煤炭司负责项目改造、煤矿基建的审批和核准工作，很有可能是这个过程出了问题。

　　在魏鹏远落马的同一时间里，核电司司长郝卫平、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和新能源司一名官员亦被相关部门带走。在他们之前，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也相继落马。据媒体报道，两人均涉及山西煤炭行业的贪腐问题。

　　魏鹏远并不是第一个被爆出收受能源领域巨额钱财的官员。2013年12月，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俊飞受贿案开庭审理。法院查明，在马担任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期间，先后收受40家企业钱物200余次，赃款合计超过1.3亿元。

　　最终，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以马俊飞任职的22个月计算，他平均每两天就受贿一次，每天平均近20万元。

　　“其实这都不算多。”煤老板王名说，目前在山西的一些煤炭资源比较丰富的县市，有权的基本上都在企业有股份。每年的分红虽然会根据企业的效益来决定，但基本都在几百万甚至高达几千万，“太少了，他们也不干啊。”

　　在反腐高压之下，一些官员变“聪明”了，不要回报，不要回扣，要入股。更长久更安全，一般是派可靠的人，亲戚或者朋友入股，“以前是送钱，但是现在都不要钱了，都是给股份。”

　　王名说，企业都是希望官员来参股的，这样一来，就等于这个企业有了“保护伞”。如果有某个部门过来找麻烦，那么这个官员就会给相关部门打招呼，让他们不要来找事。但即使这样，该打点的部门依然还是需要打点，虽然不用那么频繁，数额也不会那么多。“要不然总来骚扰，入股的官员也会不胜其烦。”

　　一些企业，看着是某一个人的企业，但法人只是站在前台的幌子而已。

　　“现行国家政策下的审批权就是让有关部门有寻租的可能性。”一名要求匿名的煤炭专家称，这确实很容易滋生腐败。

　　2013年底，国务院与发改委先后出台相关规定，要求取消和下放部分核准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