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直面“三道考题”

　　■第二看台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协同发展步伐有所加快。然而，一体化进程不会一蹴而就，目前城市间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环境压力大等矛盾仍较为突出。

　　近日，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范恒山表示，正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编制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规划。那么，在新一轮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如何通过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协同发展、注重条件约束扭转“北京超负荷、天津独角戏、河北吃不饱”的困境？

　　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病灶“扎针”

　　一组事实令人关注：2013年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DP是河北的两倍多，全国211大学北京占26所，河北只有1所；去年北京人均发明专利40个，这一数字是天津的近5倍，河北的10倍……“翻过一座山，实力翻三番”，经济、科技、公共资源全方位的鸿沟让一体化进程矛盾重重。

　　“相对于其他大城市，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铁说，这一轮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方面要解决北京的发展困境，另一方面必须使京津带动区域整体提升，尤其是要解决环京津的河北贫困带的发展问题。

　　为扭转“强者恒强、弱者更弱”的趋势，近期一系列措施正在推进。

　　优化首都功能，给北京打“瘦身针”。5月16日，北京大红门8家专业批发市场正式签约，落户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国际服装城，这意味北京大红门批发市场外迁疏解步伐进一步加快。

　　完善交通网络，疏通交流通道。曾经一度被三地政府和百姓“挠头”的交通问题有望得到改善。在此前召开的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上，记者获悉，北京地铁线路将修往河北相关城市。

　　针对“修路钱谁出”这一争议较多的问题，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认为，可效仿香港地铁修建中的投资主体和受益主体统一的模式，即投资主体有权分得交通外延带来的经济效益。

　　然而，相对于疏解北京非核心职能和完善交通网络两项工作，三地政府官员普遍反映，均衡教科文卫资源布局，给津冀打“输血针”是目前最难的工作之一，也是需要直面的最大挑战。

　　“优化公共服务资源的存量转移有困难，可在增量上做文章。”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贵说，“应推动北京新增的优质公共资源向周边地区落户，以医院办分院、学校办分校等多种方式向周边延伸，同时北京周边的地区也要加大投入，缩小与北京的差距。”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等专家认为，一体化就是要素自由流动，然而无论是河北省还是天津市，在资源配置和行政协调的关系上都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差距，影响了三地合作和协调。希望能有更高规格的协调机构，这样一来许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突出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应由“市场说了算”

　　产业转移是本轮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焦点之一。眼下，三地正围绕“哪些产业迁出去、哪些产业引进来”紧张布局策划。

　　在河北省科技厅高新处副处长张春明看来，北京和天津的高科技研发成果“一出来就‘导弹式’直飞到长三角，河北根本没机会”这种局面有望逐步解决。

　　记者了解到，目前河北省已筛选出49个产业园区进行规划，绘制承接北京产业转移地图。张春明说，将优先打造两三个平台稍高的区域，点对点规划建设针对北京的科研成果。“北京正在寻求就近转化路径，河北必须加快增强自身承接能力。”

　　急需“减负”的北京，也已经表态“要就地关停，不会单单把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转移出去”。

　　在本轮协同发展中，金融、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三方争夺和发展的重点产业。为提升区域金融业发展水平，三地金融部门正酝酿在三地交界处共设“金融试验区”，尝试通过金融改革与创新助推三地实体经济发展。

　　然而，也要看到，在产业衔接过程中，各地困惑迷茫、躁动盲动、等待观望等心态不同程度存在。

　　用“打鸡血”形容一些地方招商引资的亢奋毫不为过。河北某市一位招商局局长向记者讲述了一段近乎“荒诞”的心路历程，“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消息出来之后，他几乎成了“车轮上的局长”，每周跑两三次北京。曾有一天，该局共派出8路人马共40多人进京寻找招商信息。

　　“新一轮规划不能再重复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产业雷同的老路。”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刘刚认为，京津冀要共同确立具体可行的产业发展战略及规划，制定产业发展“负面清单”，实现分工合作、错位发展。

　　注重条件约束，加强区域联动

　　2013年，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有7个在京津冀地区；目前，北京、天津人均水资源约为全国平均量的1/15。巨大的环境压力使得三地协同处理环境问题迫在眉睫。

　　煤电油气等高耗能高排放产业一直是“老大难”，同时也是“突破口”。

　　河北省从去年开始实施压缩产能的“6643工程”，到2017年压缩钢铁产能6000万吨。北京也已开始着手通过关停落后产能、对新能源汽车提供优惠的摇号政策来缓解空气污染压力。

　　针对环境污染等重重问题，中央近期出“重拳”约束。国务院办公厅5月27日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明确提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区域、重庆市，将以PM2.5年均浓度下降比例作为考核指标。

　　值得一提的是，直面环境污染问题，一些“并发症”也让地方领导“头疼”。一位地级市官员的忧虑较有代表性，“压缩产能后，影响税收近400亿元，涉及上百万人的就业问题，这个不能忽视。”

　　河北省工信厅一位负责人表示，现在压缩产能还基本上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尚缺一把“尚方宝剑”，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批复《河北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大环境资源治理的社会呼声不断高涨的大背景下，三地相关管理标准参差不齐，行动步调不一，更加剧了资源环境压力，这是下一步三地需要携手解决的核心环境问题之一。

　　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包景岭等专家指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环境数据是靠各地自己监测，区域整体性不够。应当充分考虑环境容量和城市间的影响，更科学地确定各地治霾目标和方向。

　　“治理环境问题不是‘嘴上说说、纸上画画’，考核也不能停留在‘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三地必须加强联动，彻底扭转京津冀地区‘经济加速跑、环境掉链子’的现状，探索出一套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模式。”张占斌说。(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