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加速度”

　　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于9月10日拉开帷幕，除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传递出的经济增长目标更重“弹性”、定向调控将成“新常态”以及政策重心向“促改革”转移这三大信号外，分论坛“变局下的中国商业环境”对国企改革的深入讨论，同样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国有企业正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改革也正在破冰前行。目前，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四川等超过半数省份已经公布了各自的国企改革方案，有消息称，由国资委联合其他相关部委共同制定的国家版的国企改革总体方案——《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也有望于年内出台，该方案将在分层管理体制架构等方面予以推进。

　　回首之前的国企改革，屡屡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僵局，今天的国企改革，是时候加速了。那么，在国企改革的大棋局中，应当由谁来充当改革的先锋？哪个地区最适合成为排头兵？机制创新又需要怎样的大刀阔斧？

　　产能过剩行业作先锋

　　“到目前，国有资本绝大部分已经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早在2009年，时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的刘东生就对国有资本涉足行业作了明确介绍。

　　那么，什么样的行业才有资格被称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回答了这一问题，“国有经济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很多一般商业性行业的国企到目前仍是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分类基础上，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研究开发中心主任黎友焕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分析了针对不同类型的国企，改革应如何推进。在他看来，一般商业性行业国企引入非公有资本、参与市场竞争反应更快，因为一般商业性行业以盈利为主，更易通过广泛参与市场竞争获得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科学技术的提高，充分反映改革成效。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对政策反应稍显迟钝的国企，由于此类国企目前多处于产能过剩行业，改革的意愿也更加强烈。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7月钢铁行业销售收入和利税分别增加0.87%和17.18%，企业亏损面为26.14%，全行业利润率仅为0.54%；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利润 613.1亿元，同比减少1091.9亿元，下降43.9%。据初步分析，目前煤炭企业亏损面已超过70%，有9个省出现了全行业亏损。

　　2013年，中国股市“熊”冠全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十大亏损公司全是国企，其中钢铁、有色金属等毫无疑问成为亏损大户，这些大户们还有另一个共同标签——产能过剩。那么，到底该拿什么拯救产能过剩行业国企？除了改革，还是改革。

　　两种类型的国企，一类对政策反应灵敏，一类改革需求更强烈，到底应该先从谁入手？

　　“相对市场反应灵敏的行业，更应该在产能过剩行业引入市场机制进行改革”，黎友焕强调，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引导作用，实现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以河南省为例，虽然省内国企涉及工业、社会服务、交通运输、金融、零售等多个领域，但主力仍集中在产能过剩的工业领域。这样的产业结构造成的后果便是，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省内几大国企全部亏损，包括资产规模上千亿的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郑煤集团、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等，其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亏损了1.48亿元。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性，迫使产能过剩行业呼唤国企改革。

　　“不能因为适合改革而去改革，而是要因为需要改革而改革”，黎友焕指出，改革就是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地方，就是改革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地方，改革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黎友焕补充道，对于政策反应灵敏的企业，也应积极进行改革，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科技含量，促进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因为“改革的目的是引入市场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国企改革并不是一道单选题”。

　　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吕世杰指出，两类国企，应该是两类体制，两类体制既是天然的矛盾体，又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

　　东部作排头兵

　　2013年12月17日，《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正式发布，上海率先拉开地方国企改革序幕。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各地陆续加入国企改革大军，截至目前，已有半数省市发布地方国企改革意见。其中，东部地区有上海、广东等，中部地区有湖南、安徽等，西部地区也不甘落后，有青海、贵州等。

　　各地改革细则有所差异，海通证券分析，在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国企基础较好的区域，改革多强调优化国资布局、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而在经济欠发达或者国企基础较差区域，更强调国有资本收益率和保值增值，并对资本化率也有一定的要求：如新疆明确指出，要将国有资本收益的15%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国企改革方案因地制宜，吕世杰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国企改革的推进，应该是多元化的，比如可以选择从更需要改革、更适合改革、更容易改革的地区入手。”

　　“东部地区更应该成为国企改革排头兵”，黎友焕认为，从历史层面看，东部地区优先进行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贯做法，改革开放便是沿着东部沿海到中部地区再到西部地区的顺序进行，因为东部地区生产力发展更为迅速，更需要改革，也更适合改革。

　　黎友焕补充道，从地理位置上看，东部地区更为市场化，其国有企业类型更适合市场化改革，东部地区更多参与国际市场分工与往来，因此，需要国企改革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积极面对国际竞争；从产业结构上看，西部地区国企多为能源、军工、原材料等关乎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命脉的行业，不适合优先进行改革。

　　东部地区国企不负众望，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标杆作用。

　　上海的国企市场化改革颇为引人注目，“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企改革，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积极发挥作用，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则可按照市场规则有序进退、合理流动”等规定探索尺度较大。此外，广东、山东、深圳、江苏、北京等纷纷加入国企改革竞赛。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国不同省份地方政府的债务质量和债务规模差别巨大，依据债务率、负债率和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的负债情况排名中，前四名均在西部，为重庆、贵州、云南、陕西。

　　基于债务压力，有观点认为，西部地区更需要国企改革来缓解偿债压力，对此，黎友焕予以否定，“不能以地方债的多寡作为改革的标尺”，地方债问题不仅仅是国企的原因，应从其他角度出发解决西部地方债问题。

　　试错机制可操作

　　2013年，企业家犯罪案中，国有企业领导占比高达60%，甚至70%，造成大量国资流失。近年来，国企领导职务犯罪愈发猖狂。

　　此时，有业内人士把矛头指向了考评机制，“国企改革推进至今，少有大刀阔斧的改革出现与目前的国有资产考评体制有很大关系。目前的国有资产考评体制，特别是对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利润和资本增值的硬标准，不仅决定国企高管的职务稳定，也影响国企的评级。”

　　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竞争性市场，前期的风险资本投入，以及市场创新所必需的新渠道、路径和手段，均与国企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决策机制不相适应，该业内人士认为。严格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束缚了本可以大有作为的国企领导，该给国企高管们留点改革空间了。

　　“调整国有资产和国企领导绩效考评体制，建立企业主动参与市场竞争的试错机制是建立现代企业管理机制的进步表现，能有效提高企业效率”，吕世杰分析，很显然，容错机制的建立，会提高国企竞争优势，也能完善国企绩效考核制度，使能者上、庸者退。

　　试错机制给了国企领导施展拳脚的胆量的同时，也不乏质疑之声，即“试错权是个新型护官符”。

　　黎友焕对于这一点也表现出担忧，他表示，试错机制可能成为国企及国企高管的“免责护身符”，国企或国企高管以试错机制的名义，不进行实地调研与考核、不征询民意，盲目决策，势必会在试错机制或“摸着石头过河”的幌子下，给企业发展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失与失误。

　　试错机制需要正确地认识，吕世杰将其描述为“试错机制下不意味着一定会出错，也不意味着出了重大错误不追究责任，而是给管理者更加开放的思路和放开手脚工作的一种鼓励。”

　　有了试错空间的诱惑，才有了中国式的经济转型和改革推进。吕世杰感慨道，改革能否成功，与执行者在实践中如何科学推进和完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腐败几乎与改革是同步发展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与客观上的“试错机制”有关联。过去“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等提法，在当时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但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此类提法被一部分人误读误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腐败蔓延。

　　为了避免改革与腐败的再次共同成长，此番尝试试错机制，便离不开硬性条件的框定。

　　“试错机制要具有可操作性”，黎友焕认为，首先，“试错机制”要以明文规定，纳入国企改革措施等纲要性文件中，使得国企改革有法可遵，有章可循。例如，江苏省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就明确“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中依法决策、实施，且勤勉尽责、未牟取私利，改革措施未达到预期目标的，应当给予包容”。

　　业内人士指出，江苏省的容错机制，还应该进一步从抽象变为具体，从虚悬的提醒变成现实的规制，否则，“依法决策、实施”，在改革所依之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决策、实施中的“犯错”就极可能在迷迷糊糊中不了了之；在利益交换、输送、变现如此复杂的今天，“勤勉尽责、未牟取私利”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也是形同虚设。

　　除了专门设置容错机制，吕世杰还提出，应该建立科学的监督机制，在某项决策实施之际，始终应该有一个监督机制相伴，类似建筑行业的监理，以发现问题并及时纠正，而现阶段国企实施的重大决策，监事会往往不参与实际监督，只是个空架子，因此，引入监督机制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