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制造"遭环保生死考 前8月立案处理企业1048宗

　　“佛山制造”遭遇环保生死考

　　□史上最强环保执法来袭，前八月立案处理企业1048宗

　　□环保红线加速行业洗牌，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步伐加快

　　天然气的燃烧让热气弥漫，胚布在嘉荣兴定型厂内堆积如山。作为禅城首家通过清洁生产审核的定型企业，负责人江润(化名)正苦盼着政府推动竞争者走到同一条成本起跑线上。而在其周边，一些曾经的竞争者已因为环保要求而离开。

　　石英砂与化工原料掺杂在熔炉中，逐渐融化成无数个玻璃瓶。在位于罗村的华兴玻璃总部，预算1.4亿元的清洁能源设备改造工程正在进行中。董秘罗金昆看着地图说：“佛山已经是全国产区环保最严格的地方之一。”

　　写字楼内坐满了研发经营团队，以涂装行业精细化学品起家的企业却不在佛山生产。在位于桂城的广东科富科技，科技专员冯艳菁总要花一段时间才能让访客明白，这家企业不是精细化学品生产商，而是涂装系统方案服务商，“我们赢在服务。”

　　在2007年以陶瓷为重心的制造业整治后，佛山在2014年进入了另一场覆盖面更广的环保战争中。在更严格的环保要求成为基本规则后，一条企业增长路上的红线强硬现身。从隐藏在村居平房里的小作坊，到产能排行世界前列的工厂，全都面临同一个生存考验：用力跳过红线，或者说再见。

　　价值1.4亿的“红线跳跃”

　　罗金昆说，烧天然气最大的影响不是一次性投入，更深远的变化是，天然气会使其生产成本上涨10%左右。已经学会在环保规则下生存的华兴，今年的销售增长预计将保持在15%—20%左右，这是其承受环保成本的基础。

　　从9月10日晚开始的5天里，很多佛山老板备感煎熬。来自新华网的监督报道引发了佛山执法的高峰，5天内202家企业被关停。此后佛山市又公布了38个需整治的重点排污单位，含多家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佛山不会因税收等原因，对大企业保持宽容。

　　自2014年来，佛山不断刷新着环保执法的纪录。南方日报记者独家获得的消息称，佛山前八月立案处理企业1048宗，罚款金额达2400万元，立案企业和罚款金额分别同比增长81.52%和188.96%。

　　一些并未违规排污的龙头企业，也面临全新要求。“我们在全国很多地方有生产基地，现在来看，以佛山的环保要求最严格。”华兴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秘罗金昆说，“陶瓷、铝型材、日用玻璃都是曾为佛山经济作出重要贡献的行业，现在都面临很大挑战。”

　　一张中国地图挂在罗金昆背后的墙上，标注着华兴在十个省、自治区的生产基地。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百威啤酒、海天调味和老干妈等占据着国人的餐桌，华兴玻璃则负责为他们提供玻璃瓶。这家从南海罗村起家的日用玻璃企业，目前规模是世界第三，其在佛山的全国总部，同样无法避免成本高昂的环保投入。

　　为改善佛山并不乐观的空气质量，佛山7月发布了陶瓷、玻璃等行业整治方案，高耗能高排放是“他们”的原罪。统计称，佛山的电厂、陶瓷、铝型材、玻璃制品四大行业，2013年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量均占全市的64%。

　　华兴所在的罗村是传统日用玻璃产区，这些企业面临的新要求首先来自能源。今年4月佛山扩大限燃区范围，罗村也在其中。玻璃行业沿用多年的燃料油在限燃区内被禁用，华兴等企业必须改用天然气。逾期未完成改清洁能源的按规定，将被依法责令关闭或者停产治理。

　　面对这条红线，华兴只能按照游戏规则，用力起跳、跨越。“我们及时调整预算，准备了1.4亿元，计划在9月30日前完成油改气工程。”罗金昆说。他表示，烧天然气最大的影响不是一次性投入，更深远的变化是，天然气会使其生产成本上涨10%左右。

　　上一次华兴玻璃在佛山的环保巨资支出，发生在2009年前后的产业整治中。“当时的市委领导要求我们起到带头作用，我们在环保设备上投了八千万元，是中国日用玻璃行业内最早开始上脱硫环保设施的企业。”罗金昆说。

　　那时的国内日用玻璃业，几乎没有企业作出同样的环保投入。而在华兴所在的罗村，一批无法承受环保成本的小玻璃企业，却在整治后黯然消失。而华兴则因为高额的环保投入，成为佛山大型企业积极参与环保的典范。在环保风暴声势转浓的今年5月，时任佛山市副市长许国带队来到华兴督查环保工作进展，对其积极推进天然气改造出肯定。

　　“面对环保，积极主动是最好的选择。”罗金昆说。已经学会在环保规则下生存的华兴，今年的销售增长预计将保持在15%—20%左右，这是其承受环保成本的基础。

　　而今年的改造中，单就使用天然气这一要求而论，华兴并非无法接受。“其实我们在新疆、福建的生产基地，没有政府要求都主动在烧天然气。”罗金昆说，“例如2009年在福建莆田建厂，靠近海边，输气方便且价格便宜，从长远考虑我们就直接使用了更清洁的天然气。”

　　而在佛山的老厂改用天然气成本惊人。“佛山工业气价每立方米5元多，国内很多地方只要3元多。”罗金昆说，“而且工程量大，除厂外管道由燃气公司负责，仅在厂内由华兴自己出资接管就要花费四五百万元。”

　　一家小企业主的环保成本煎熬

　　作为区域内首个烧天然气的定型厂，嘉荣兴的成本价格缺乏优势，不得不提高报价来维持经营，但无可避免使其价格竞争力有所下降。江润(化名)仍然寄望于10月1日的到来，“等到其他定型厂都实现清洁生产，我们才有可能好转。”

　　根据整治方案，佛山对玻璃企业的要求远不只是改烧天然气，还包括烟气深化治理等，企业必须上马环保设备保障达标。“有的小企业不仅上不起天然气、也上不起环保设备，设备除一次性投资，日常运行还需要高昂的费用。”罗金昆说：“以脱硫设备为例，华兴每套脱硫系统每月运行费用要几十万元，光在罗村基地就有四套脱硫系统，一年运行费用将近两千万。”

　　尽管较小产能的企业环保成本相应降低，但仍是笔沉重的支出。罗金昆说，“这次可能会有很多小企业承受不住。”

　　在很多人看来，自主研发、或做好产品质量可帮助小企业突破环保成本压力，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大企业产品种类齐全，有规模效应。像百威啤酒、海天调味等大企业每年需要我们供应十几亿只玻璃瓶，即使小企业生产和我们一样的产品，也根本没有这样的配套能力。”罗金昆说。

　　“除非小企业去研发高精尖产品，不走规模化路线，但研发很困难，大企业也都在拼命投入研发，小企业靠研发练成‘绝招’的故事，很多只是传说。”罗金昆分析。在这种局势下，多数小企业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竞争无序的情况，可能随着不规范、无法承担环保成本的企业的萎缩，得到缓解。

　　小型玻璃企业面临的局势并非孤例。在另一个佛山典型的小企业聚集地张槎，其布匹定型业的形势已经明朗。经过历次环保整治和经济波动的风吹雨打，针织名镇张槎到今年初有20家布匹定型企业被纳入环保整治范围。附近居民眼中的定型厂几可与废气、刺鼻的气味挂钩。人们在媒体、网上对这些企业的投诉从未停止。不过今年在限燃区等环保政策要求下，这20家企业将迎来变局。

　　上半年，禅城开始对张槎布匹定型厂进行整治。这些企业获得了缓冲和抉择的时间，要求10月1日前达到要求。而一些在环保方面超出底线的企业，已失去这样的机会。6月底，环保部门透露，已将1035家企业、722家畜禽养殖场因严重污染被编入“清理清单”，拟于年内清理完毕。

　　嘉荣兴布匹定型厂是张槎首个通过清洁生产审核的定型企业。在2012年的禅城锅炉整治中，由于“淘汰超过8年锅炉”的要求，这家企业投入200多万元，淘汰以烧煤的锅炉，最终在去年初改用天然气。

　　烧煤产生的废气没了，生意却碰到瓶颈。“我们是小企业，改用天然气后，生产成本大涨，生意不好做了。”他说，“如果我们烧煤成本是一年100万，烧天然气就要去到200万，成本翻倍。”

　　在整个产业链中，定型厂在张槎针织业中的地位不高。“纺织业竞争大，利润低，成本非常透明，加价就很难做生意。”佛山市纺织行业协会一位负责人分析，面对困境，有些企业可能会考虑转移到更远的非限燃区。

　　而禅城环保局的最新消息称，目前能确定张槎共有15家定型企业将使用天然气，达到环保标准；其余5家中已有3家关停撤出，另外两家也将在12月前告别张槎。

　　作为区域内首个烧天然气的定型厂，嘉荣兴的成本价格缺乏优势，不得不提高报价来维持经营，但无可避免使其价格竞争力有所下降。“附近的定型厂还没有完成清洁能源生产，他们还可以按照低于我们的报价承接业务，这让我们损失了一部分业务。”在苦苦支撑了一年后，江润(化名)仍然寄望于10月1日的到来，“等到其他定型厂都实现清洁生产，我们才有可能好转。”

　　而对于整个张槎，几家布匹定型厂的生意波动与挣扎已无关大局。智慧新城、欧洲工业园、华南电源产业园等新型园区经济载体，更能吸引外界的热情。发展更有潜力、更加适合都市的新产业，是张槎作为中心区域，面对环保红线作出的选择。

　　顺应时势的服务化转型

　　服务化转型正越来越被传统制造业看好。东鹏控股董事长何新明就表示，未来东鹏将不再只是一个制造企业的制造品牌。

　　面对全新环保规则，大企业有能力积极配合，部分小企业撤离或者咬牙硬抗。而对于拥有核心技术的中等规模企业而言，如果能减轻制造包袱，向轻资产、重知识的结构进发，将带来更多可能。

　　在不少企业正在为环保要求冲刺时，出身涂料行业的广东科富已经成功转型。创立于2000年的广东科富，在其发展的很长时间里，都以涂装精细化学品生产者的身份为人所知，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工程机械等行业。

　　由于创始人是化工专业出身，这家企业的技术研发路线非常明确，并在2009年成为了国家标准制定单位，此后主导制修订了多项金属与非金属表面处理领域的国家、行业标准。

　　但在2010年前后，随着涂料化工行业成本趋于透明化、利润走低，产业分散环保生产成本高昂，科富科技决定剥离原有的佛山生产基地，选择有资质的生产商委外加工产品，自己专注于产品研发和销售渠道建设。

　　“我们调整了盈利模式，开发工程市场，为企业提供涂装生产线的工程设计与施工，也就是转型成为涂装装备工程的总承包商。部分项目采用DBO服务模式，在涂装工程建设完成后，继续负责后期生产运营总承包服务，在涂装工程、涂装化学品销售收入基础上，能稳定获得后期生产运营的服务增殖收入。”该公司科技项目专员冯艳菁说。

　　转型激活了市场。“这就是‘制造业服务化’，我们赢在服务。”冯艳菁说，“例如一家客车厂，需要汽车涂装生产线，我们负责从生产线设计、建设，到具体涂料、工艺配套；试生产调试验收后，做好工人培训，派驻技术人员把关后续生产流程，企业可直接进行汽车涂装生产。”

　　目前，科富已完成200多条涂装生产线工程项目的设计与施工，并给300多家企业提供了涂装化工产品，这成为其冲击新三板上市的基础。而目前，这家企业正在酝酿新一次调整：投资两千万元，落户清远华侨工业园精细化工基地。该化工基地专门为化工企业建设了较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等基础设施，这将使科富的环保成本与风险大为降低。

　　这种服务化转型正越来越被传统制造业看好。多年前，不少佛山陶瓷企业将生产线迁至环境承载力更高的地区，而如今他们之中的一些佼佼者也在积极进行服务化转型。今年7月，东鹏控股称，佛山东鹏洁具与Innoci公司就收购广州艺耐卫浴用品有限公司62%股权订立合作协议，并表示此举将有助于开拓现代时尚及高端设计市场。

　　在东鹏官网一篇文章中，何新明就此表示，未来东鹏将不再只是一个制造企业的制造品牌，“更是一个提供设计、采购、装饰一条龙服务的装饰材料和装饰服务的整合者。相应的，东鹏也就从一个制造为主的企业转型为一个提供服务为主的企业，从家装材料品牌转型为综合的整体家居品牌。”

　　“制造业要向上下游扩展延伸、变革创新，构建制造与服务相融合的新型企业。”在9月18日召开的中国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论坛上，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表示，应鼓励引导制造业，围绕产品功能扩展服务业务，往下游延伸；同时凭借技术优势，向研发、设计等产业上游扩展，形成生产性服务业。

　　也许，这条路上，将出现更多佛山制造跳过环保红线、打破发展瓶颈的精彩动作。

　　观点

　　一位“企二代”的环保观：

　　我们比父辈更舍得投入

　　随着环保要求提升，环保成本的多寡，已成为影响企业经营的重要因素，而佛山今年提出将大力发展的机械装备业恰恰负担较轻。“以我们的电梯为例，几乎全都是物理加工，需要防范的环节集中在货梯门板喷漆工序上。”生于1986年的“企二代”、广东珠江中富电梯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志荣说。

　　而珠江中富将绝大多数门板喷漆环节都进行了外包，这使其直接环保管理与成本压力大为减轻，“但我们还是为外包的企业操心，对他们的环保提出了严格要求，而且经常去检查情况。”

　　尽管不是被重点“盯防”的企业，但余志荣对时下的环保氛围一清二楚。在他看来，佛山两代企业家在环保和企业经营方面，存在鲜明不同，“我们这代人，肯定比父辈更支持环保，更舍得投入。”

　　余志荣的判断来自对身边圈子中两代人的了解，“毕竟我们受到的教育、社会环境都不同。”他怀念儿时干净的佛山，他的圈子中不少人持有类似观点。也有些“企二代”无法接受现在佛山的环境，“他们跑到其他地方生活了，不愿意回来；我现在还愿意等，但是如果佛山再整治不好该怎么办？”

　　在狮山大道一侧，珠江中富沿用多年的总部目前正在进行拆迁，这块距离佛山西站不远的地块上，珠江中富将改建四座百米大厦，成为距离西站最近的商业综合体之一。而企业生产基地将迁至高明。

　　“我们不是放弃制造业，而是赶上了西站的机遇，以后在高明还会做大规模。”余志荣说，环保不会消除新一代企业家的制造业热情。他接触的很多“企二代”都不愿意放弃家传的工厂，“除非真的不行了，否则就算环保压力再大，他们也会按要求整改好，继续做下去。”

　　在高明，他计划把外包环节收回，“我会引进自动化生产线，门板从生产线一端进去，出来后就已经完成喷漆、烘干，不经人工操作，这样能最大限度地消灭污染，也不会带来职业病。”

　　余志荣说，目前广东民营企业基本很少有电梯厂引入这套自动化生产线，他会完成这个突破，“真正要减少污染，绝对要增加自动化的比例，这也可能是未来佛山很多企业的方向。”

　　评论

　　企业要寻找与环境共赢的新模式

　　如要评选今年佛山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佛山市委、市政府“对污染宣战”绝对能够当选。环保执法至今仍高潮迭起，污染黑点频频被查，政策不断出台，让市民和企业家、基层政府感受到官方维护环境的决绝之意。

　　然而佛山一批企业的成功，是建立在低环保成本、高耗能生产模式基础上。当沿袭了多年的成本和盈利结构迎来强硬的挑战，企业家将作出怎样的反应？将为佛山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在走访多家企业后，笔者决定在最后一站向环保界人士求教。

　　“这个问题历史已有答案。”柯内特环境科技公司创始人朱斌向笔者介绍了两段美国的真实事件，在大数据学者涂子沛的新著《数据之巅》中，也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在印度发生震惊世界的博帕尔帮惨案后，美国国会于1986年通过立法，要求企业每年公开其排到空气、水源、土壤中的有毒化学物品数量。

　　这遭到了工业界极力反对，没人看好这部法律。出人意料的是，这部法律却获得了极大成功。其颁布后，大公司开始表明态度，称负有环保社会责任，应减少有毒物质排放，并有企业主动承诺减量排放。此后美国有害化学物质排放持续下降，但经济并未停滞。

　　另一段历史发生在2001年，美国货车运输联合会等多个公司起诉美国国家环保局，认为环保局制定的空气质量标准低估了相关行业和区域的成本。根据该标准，为提高空气指标，全美企业需支付97亿元改善生产设备、控制排放。而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环保局胜诉，理由是，保护公众健康是环保局的唯一标准、不二法则。

　　对佛山来说，这确实是两段有启发的历史。第一段历史实际上是环境与企业利益的博弈，企业最终选择向公众知情权与监督妥协。而此后经济的增长，也体现了现代社会中工业经济的巨大潜力。事实上，佛山“环境执法年”也让污染企业的曝光率空前提升，对于注重品牌的企业来说，已造成极大压力。

　　第二段历史看似没有完整结局，但美国如今的空气与经济质量就是最好的答案。把公众健康置于企业利益之前的环保观，令人钦佩。虽然有些企业可能会得到某种不公，但要损害公众健康与生态环境才能发展的企业，也绝无前途可言。

　　对于“旧模式”已走到瓶颈的佛山来说，向污染宣战就是要站在长远的立场上，倒逼企业寻找与环境共赢的新模式。而事实上，除了企业本身，没人更有资格预测关于佛山经济的问题。他们之中已经有不少企业走在了这条路上，他们代表着佛山的未来和希望。(赵越 李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