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十年行:气候变化大背景下黄河流域的生态变化

玛多县对草原实施禁牧后，草原饲养的牲畜量下降了，但单位面积草原的载畜量也下降了。专家指出，应对草原进行灵活的动态管理。 汪永晨摄

庙庙湖村的移民来自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但要真正让移民稳得住，仍然是考验决策者的一道难题。 汪永晨摄

　　编者按

　　“黄河十年行”活动计划用10年时间，记录下在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黄河流域的生态变化，以及西部地区快速的经济发展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而每一次的行走，都会有新的变化、新的发现，比如草原的利用和保护、生态移民、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工业化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等，这些问题也是整个西部地区在发展中都会遇到的问题。通过呼吁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正是“黄河十年行”活动开展的意义所在。

　　◆汪永晨

　　8月底至9月初，15位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记者和专家在青海省西宁市集合，开始第五年的“黄河十年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让人们可以在一天之内，就能从内地的大城市到达黄河源区的玛多县。

　　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2014年“黄河十年行”一行人对在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黄河流域的生态变化情况进行了考察，记录下了一系列人为活动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希望能通过实地考察，呼吁人们对黄河的开发要适度。

　　黄河上游所在的中西部地区是每年“黄河十年行”活动所关注的重点，无论是草原的利用和保护，还是生态移民中存在的问题，在我国西部广大地区发展中都不容忽视。是选择依赖开发天然资源、强调本地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发展之路，还是另辟蹊径，强调保护天然资源，走保护和开发并重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不仅是黄河流域地区在开发过程中要关注的问题，也是其他地区在发展中也应注意的问题。

　　玛多县： 禁牧就可以保护好草原？

　　要忌讳一刀切政策，不同的草场应该有不同的利用与保护策略；应该对草原进行灵活的动态管理，才能避免退化现象出现

　　8月21日，“黄河十年行”一行人要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县，走到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的麻多乡黄河源头约古宗列。

　　玛多县城是距离黄河源头最近的一个县城。不过，与我们2007年第一次到玛多相比，这里的发展可以用“飞速”来形容。我们每一次到这里，就会发现新房子要比上一次多了不少。“黄河十年行”一行人今年来到玛多县时，就看到这里又盖起了一排排的新楼房。

　　从玛多到麻多，虽然两个地名音近，二者之间却相隔了200多公里路程。因此，这一天，我们几乎全在茫茫大草原上赶路，只有在偶遇成群的藏原羚、藏野驴、大鵟，或在水波浩渺的鄂陵湖和扎陵湖边，看到了一排排站得整整齐齐的鸬鹚时，整个考察队才会稍稍停下来，拿出相机一阵猛拍。一下子见到这么多野生动物，这是大家最激动的时刻之一。

　　朵华本是玛多县农牧林业科技局局长，他在草原上已工作了24年。据他介绍，整个玛多县共有3700万亩草场，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 3300万亩。从2005年起玛多县开始禁牧，近10年来，已有800多万亩草场完全禁牧了。

　　“当然，都是根据牧民意愿来禁的。”朵华本说，牧民之所以愿意，是因为国家出台了鼓励政策，比如政府会对实行禁牧的草原进行补偿，如果牧民家有几十亩的草场，那么一年下来也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朵华本说，由于草场广袤，上世纪80年代时，玛多县是全国有名的首富县，牧民们家家牛马成群。据统计，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时，玛多全县所饲养的牲畜量是60万~70万个羊单位（按牲畜的饲草量折算，1匹马约折合22个羊单位，1头牛折合4个羊单位）。禁牧后，目前玛多县只有12万个羊单位，仅相当于过去牲畜量的1/5~1/7。

　　草原饲养的牲畜量下降了，可与此同时，单位面积草原的载畜量也是下降的。朵华本说，上世纪80年代时，1个羊单位需要14亩草场来养活；到了上世纪90年代，1个羊单位已变成需要24亩~28亩草场来养活；今年则变成了需要18亩~20亩草场来养活 1个羊单位。

　　朵华本认为，现在的草场远远赶不上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时的草场。对于现在草原的变化，他认为有过度放牧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大自然的气候变化。

　　“现在只禁不牧，长期这样做，显然也是不合适的。”朵华本说，在草原文化中，人们认为没有牛羊的草原是寂寞的，而牲畜对草原的适度践踏，反而更有利于草原的健康。

　　朵华本指着路旁一大块草原实验田说，那是玛多县科技单位专门圈出来的实验地，就是为了实验如果完全禁牧，这块地的草场是会变得更好还是相反。结果发现，在完全不放牧的草原，草长高之后，草叶便迅速发黄枯萎，与周边牲畜使用的青青草场迥然不同。

　　“牧草天生就是用来供牛羊享受的。”朵华本非常朴素地认为，在禁牧已经施行快10年后，应该适当增加牲畜量，“具体增加多少，每年需要具体测算”，否则同样不利于草原的健康。但让他自己沮丧的是，现在愿意放牧的牧人也在减少了。

　　草原生态学家刘书润跟草原打了一辈子交道，他认为，牲畜对草原的影响主要不是吃草，而是践踏带来的影响。草原是否健康，还取决于动物与动物、动物与草之间的相互关系。草原退化，其真实本意不是草原上的草少了，而是耐践踏的草少了，或者是草原的生物多样性降低了。

　　“我们习惯于用农业的方法去对待草原和牧业，比如衡量草原退化的标准，通常采用单位草原产草量、盖度等指标来测量草原是否退化，这是不科学的。”刘书润说，应该重新设计一套检测草原是否退化的指标，比如除了看牲畜的可食用性牧草是否减少、有无出现草场退化的指示性植物、生物多样性丰富度等。

　　刘书润特别强调，在判断草原是否发生了退化方面，一定要向牧民学习，那才是大智慧。

　　另外，也要忌讳一刀切政策，不同的草场应该有不同的利用与保护策略，甚至同一片草场中的不同区块，也有可能出现不同状况，最科学的办法是对草原进行灵活的动态管理，才能避免退化现象出现。

　　黄河源： 水源充沛背后的隐患

　　冰川和冻土的融化，虽然在短时间内会增加水量，但从长远来说，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在未来几十年会造成水资源短缺的危机

　　8月22日凌晨，我们前往黄河源头最近的一个驻扎点——玉树州曲麻莱县麻多乡。从这个小乡镇出发，经过大约30公里左右的泥土路，才能到达巴颜喀拉山北麓。

　　一道斜坡下，三五块灰色的石碑很突兀地竖立在雪原上，这里便是真正的黄河源头了。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近些年黄河源头一直在持续收缩之中，即真正沁出泉水的 约古宗列曲，正一点一点地远离最初立碑的那处地点。

　　“黄河十年行”一行人再次来到黄河源头，一名队员拉出卷尺，仔细丈量已退缩至一处牧民网围栏之内的黄河源退离石碑的长度。还好，与去年相比，黄河源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退缩。开车的司机说，这是因为今年雨水多的缘故。

　　在一块草皮下，一股股清澈细亮的水流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在脚底汇成了一个巴掌大的小水坑。水很清，掬手可及，坑底细砂历历可见。在不急不缓注满这个小水坑后，这股清亮澄澈的细水，再次纤弱无比却又执着顽强地往坡下蜿蜒而去。这就是黄河源地理意义的坐标——约古宗列曲的源头。

　　站在黄河源头，目送这一涓涓细流七弯八拐，很快消失在视野之外。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小股清流，在其后漫长的旅途中，陆续接纳了众多河流，最终成长为一条孕育了5000年华夏文明史的母亲河。

　　今年的黄河源头没有退缩，意味着今年的高原水补给还算充沛。然而，对踏上高原的“黄河十年行”专家而言，这未必是个好消息。由于全球变暖的原因，除青藏高原冰川加速融化外，高原冻土层也开始加快消融，正是这些水源的补给，保证了黄河近年不断流。有专家指出，从青藏高原的水涵养功能上讲，冻土层所涵养水分甚至是冰川的7倍~8 倍。

　　对于这一现象，曾参与“黄河十年行”的冰川专家沈永平说，冻土就像隔板

　　一样，使得降水可以留存在地表，形成径流，滋润湿地和草场。而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冻土层退化，“隔板”被破坏了，就会造成地下水水位下降，草场和湿地都会随之退化。

　　沈永平还表示，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受气候变化干扰尤为严重，地球上其他地区普遍升温0.5摄氏度，青藏高原温度已经升高了1.2摄氏度。在2000年时，科研人员观测到升温大约影响到了地下15米的冻土层，而现在这个影响范围已经达到了地下40米。

　　沈永平还指出，青藏高原的冻土是历经千万年地质过程形成的，一旦破坏掉，在我们及之后几代的有生之年都无法恢复原状。冰川和冻土的融化，虽然在短时间内会增加水量，但从长远来说，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在未来几十年会造成水资源短缺的危机。它们加速消融，意味着享有“世界水塔”之称的青藏高原正在加速失水。

　　为此，也有专家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全球暖化之下的高原融水补给，黄河在流下世界屋脊后，历经数千公里的频繁农耕、工业发展、层层叠叠大坝拦截之后，在中下游某些河段，将会面临断流的境地。

　　高原很冷，我们晚上还要回到玛多县。离开黄河源区，沿途大雪渐融，一望无垠的青碧色草原再次延展至低垂的天边，牧人们成群的耗牛，在草原上星星点点。这一段的黄河，藏族人称之为“玛曲”，意即孔雀河，是一条美丽温柔之河，河水澄澈如洗、河道温婉曲折，在偌大的高原上，像个高原姑娘一样自由徜徉信步。

　　刘书润教授认为，草原上人们对神山圣水的尊崇是出自骨子里的，他们不允许在河边洗衣洗菜甚至洗澡，怕弄脏了河水，这里人们的活动，才是对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最好注脚；而中下游地区对黄河水资源的利用，应适度为最，任何贪婪或过度，都是对黄河母亲的巨大伤害。

　　贵南县切扎村： 定居牧民多数仍居住草原

　　牧民定居后，在医疗、教育、购物等方面确实便利了很多，但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也存在一系列问题

　　8月25日，“黄河十年行”一行人从青海省同德县赶往贵德县。早上出发前，大家得知沿途会经过一个移民村。

　　中巴车依然在大片的草原上行驶，但地面明显变得崎岖不平起来，再也不像此前眼前出现的总是一望无际的坦荡大草原。玛曲河谷在这一带高原切割出了巨大的沟谷，沟谷深达数十米、宽近百米，在大地上七曲八弯，如同人们随意漫笔的画作。

　　在前往贵德县途中，路边的草原出现了跟先前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在靠近公路的草原上，有的地方竖起了连绵无际的钢丝围栏，有的地方则是以土砌墙，形成了一道长长的矮土墙。原来这是一大片被圈起来的人工化草场。据说是当地政府将一些草场拿出来租给农牧公司，然后公司再雇佣当地牧民收割牧草，用以提高草原生产效率。

　　“在国外，也有这样的人工集约化牧场，比如飞播草籽、撒农药、施肥等，我们目前国内的人工牧场还只是在初步尝试，只是一个雏形，达不到那样的生产规模。”专家赵连石介绍说，当地许多牧民在失去自然牧场（或部分被征收）后，也会转而依靠人工牧场过冬。比如冬天一捆草可以卖七、八元钱，遇上雪灾年，一捆牧草会卖到 100元~200元钱。有的牧民一个冬天光买草的钱，就要花上一两万元。

　　由于我们昨天对一个移民村进行过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黄河两岸的移民，这一天在车上，大家针对移民问题进行了交流。

　　志愿者艾若这几年在四川、云南、青藏高原等地都走访过不少移民村。据他介绍，在他所做的移民村调查中，

　　大部分的移民是满意搬迁后的生活的，但在真正搬迁之后，才慢慢意识到传统文化的断层，而吃的、住的、水源地等也大不如以前了。

　　赵连石此前也曾多次在草原上专门调查草原移民现状，他说，牧民集中居住后，在医疗、教育、购物等方面，确实比以前便利了很多。政府在移民村建设方面，也为移民们规划了很好的生活蓝图，比如可以半农半牧，还有针对牧民转型开展的职业培训等。尽管有着这些实际利益，但由于对牧民的传统生活方式缺乏一定的了解，也会存在一系列问题。

　　贵南县切扎村就是我们要经过的移民村。大家走进这个近300户人家的村子里，发现大约80%的房子基本上是空着的，无人居住，仅有几家住着人。

　　65岁的夸尔嘉说，自己目前家里还有草场，养了200多只羊、几十头牛，从附近20多公里外的地方搬来这里居住已经5年了。“现在牛也没在、羊也没在、草也没有，人们都出去干活了。”老人解释村子里空荡荡的原因。

　　16岁的索南卓玛正在读高二，她说整个切扎村有300多户人家，但一般最多只有50户人家长住，大多都是从贵南县过马银镇甲拉尔村搬过来的。现在村里有20户人家住在这里，其他人都住在牧场，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卓玛说，老人干不动牧活了，冬天留在这里会比较好。

　　到下午5点时，所有分头调查的队员们全部聚齐，分享并报告了自己所在组的田野调查情况。

　　综合来看，到目前为止，切扎村大概只有20%~30%的人家住在这里，另外70%~80%人家多是院门紧锁，常年仍住在草原上。在生活物质方面，总体都比以前有所改善，尤其是老人就医和孩子上学方面更是便利；出去打工，成为牧民们一个新的选择，家庭收入来源多元，且有所增加。最对他们来说，最担心的是传统文化的消失。

　　宁夏庙庙湖村： 生态移民仍是一个难题

　　从生态环境极度脆弱地区搬迁出来后，能否在新的环境中生活下来，仍然是考验决策者的一个难题

　　“黄河十年行”更多关注黄河本身的变化，但是两岸人们生活的变化自然也和黄河息息相关，这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关注重点。

　　甘肃省白银市距兰州市70公里，位于甘肃省中部，地处黄土高原和腾格里沙漠的过度地带。黄河流经全市258千米，这是一个资源型城市。从2010年开始，我们连续4次采访过这里的农民郝东升，见证了他受污染企业影响的生活。

　　8月28日，我们穿过白银市区，驱车来到位于城乡结合部的郝东升家。郝东升的媳妇指着院子里树上的苹果告诉我们，村旁边的污染企业关了以后，院子里的苹果能吃了。

　　郝东升告诉我们，因为两个人的身体都不好，今年只种了玉米和芹菜。夜里还是能闻到污染企业散发的气味，郝东升说，工厂也要生存，不然这里的人该怎么生活呀。他们说起这些时，有无奈，也有中国式的宽容。

　　郝东升家之所以可以少种地，是因为家里早年间房子盖得多，房租收入就成了家里生活的重要来源。可随着工厂被关闭，资源型城市面临着资源的枯竭，这个靠房租生存的小家，也面临着大时代所遇到的同样的挑战。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被称为“气候移民村”的庙庙湖村是我们今年的考察重点。庙庙湖村位于宁夏北部石嘴山市平罗县，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相邻，由银川驱车向北100公里，再跨过黄河便是。

　　庙庙湖村的移民搬迁，源于宁夏一项涉及35万人的移民计划。这份名为《宁夏“十二五”中南部生态移民规划》中写到，迁出地“处于我国半干旱黄土高原向干旱风沙区过渡的农牧交错地带，生态脆弱，干旱少雨，土地瘠薄，资源贫乏，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

　　这块迁出地有个更为世人熟知的名字——西海固，这里水资源极度缺乏。如果把西海固这样的生态脆弱区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提到的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和扶贫村放在同一张地图上，会发现它们在地理上有惊人的重合。相关部门于2005年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95%的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而这部分地区对气候变化更为敏感。

　　一份由平罗县劳动就业服务局提供的庙庙湖村移民调查表揭示了这里存在的问题。根据这份调查表，整个村已经移民的6026人中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86人，占总人口1.4%，其中有很多是在读的学生，文盲1088人，占总人口18%。

　　因为文化程度偏低，有的移民不得不从事任务繁重或是高污染的工作。在庙庙湖村附近的移民村三棵柳，48岁的移民明耀虎就不得不在镁厂从事高强度的工作。

　　在这个村子，一些移民安置房空闲下来，因为在新环境里找不到工作，有的人回到老家投靠亲戚；少数的空房子又很快被从更偏远地方来的移民承租下来，带着对新生活的计划和向往。

　　宁夏“十二五”移民规划里提出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口号。但是由于就业市场的供需矛盾存在，宁夏移民局副局长郭建繁承认，要真正让移民稳得住，仍然是考验决策者的难题。

　　今年是“黄河十年行”一行人第一次来到庙庙湖移民村进行考察。因语言不通，我们没能和村民们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在未来的5年里，因气候变化而移民的村庄可能还会出现，我们希望今天这样的记录还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