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缺水状况严峻 发展急功近利酿恶果(2)

　　据业内调查，个别城市的供水设施使用年限已接近甚至超过50年，跑冒滴漏现象普遍。因管网老化或挖掘破坏而造成的爆管事故等也时有发生。在北京，老城区管网漏损率达15%至20%。

　　由于市政供水管网压力不够，一些老旧小区六层以上的建筑都需要借助二次加压实现供水，有些二次供水水箱处于无人看管状态，常年未清洗、消毒或未盖加锁，影响了水质。

　　水龙头铅超标也是一个隐患。温州市家庭作坊生产的“毒水龙头”被曝光，经检测其锌含量大大超出国家标准。

　　急功近利酿恶果

　　河北沧县小朱庄村村民朱建勇，看到从地下抽上来的水散发着异味，并呈铁红色，惊慌莫名。村里一家养殖场的主人称，数百只鸡因饮用这样的水相继死亡。

　　监测显示，村子附近的建新化工厂不仅向河流排污，还向周边沟渠倾倒废渣。这个发生在去年4月的生态事件，虽已过去一年多，但村民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

　　“过去我们沧州挖几米深就能得到地下水，而现在一些地方要深入地下几百米才能抽到水，有时即使抽到也是污染水。”当地一位基层干部说。

　　“水资源严重短缺、水环境严重污染、水生态严重受损，三者交互影响、彼此叠加。”环境保护部等七部门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在对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开展调研后，如此评价当前京津冀地区的水安全。

　　“发达国家一两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充满忧虑地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

　　在一些地方的水源地，由于上游和沿岸保护红线范围内并未实施有效保护，水源地周边垃圾遍地、矿山私采乱开，水面开发旅游、网箱养鱼，水质遭到严重污染。还有一些企业将没有经过处理的超标污水直接排入河流，造成水源污染。

　　只顾眼前利益、注重一己之私——“扭曲的义利观”是造成耗水过度、水质污染的重要社会心理动因。盲目拉高速度、片面追求GDP——“被污染的政绩观和发展观”是危害水安全的重要现实“推手”。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王金南说：“在水环境形势极其严峻的海河流域，各地都在发展钢铁、煤炭、化工、建材、电力、造纸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只顾发展，不管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牛汝极说：“一些地方不顾水资源约束和水环境容量极限，不顾企业是否高污染高耗水，只要是见效快、获利多的项目就争相上马，以求短期内做大GDP。”

　　“九龙治水”的体制之困

　　水安全的危急状况，有没有人管呢？这又牵扯到“九龙治水”的体制因素。

　　资料显示，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水库4万多座，已建和在建水电站超过2400座。长江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上游水库群涉及多家企业，其调度和管理又涉及水利、电力、交通等多个部门。水库调度运用大都各自为战，在遭遇大洪水或干旱时，有时甚至会放大下游洪水或加剧枯水程度。

　　“在我国，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事故时有发生，流域统筹协调不力的问题突出。”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说。

　　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用三个“分割”来形容水安全保护立法难以落到实处的原因：一是流域管理上的“条块分割”，二是区域管理上的“城乡分割”，三是同一流域水源功能管理上的“部门分割”。

　　“这导致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保护的多重负效应，不利于水资源的统筹、协调管理及可持续利用。”吕忠梅说。

　　为从根本上控制水质恶化，全国水污染防治费用节节攀升。“十二五”期间，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投入将达5000亿元，年均1000亿元。虽然国家投入巨大，但水污染问题依然久治不愈。

　　从1994年开始，养育了全国1/6人口的淮河流域，成为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先导”。经过20年不懈治理，国家投入资金数百亿元，才算遏制住淮河不断加重的“病情”。2013年，淮河流域国家监测断面中，水质为轻度污染。

　　太湖同样因为污染问题成为全国重点治理的“三江三湖”之一。2007年无锡水污染事件暴发以后，政府先后投入800多亿元资金治理，代价不可谓不大，然而，太湖水质仍然不容乐观。

　　令人欣慰的消息是，环保部正会同有关部门紧锣密鼓地编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组织实施，重点是保护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较好湖泊等高功能水体，消灭劣Ⅴ类等污染严重水体，加强饮用水环境安全保障，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和规划考核断面水质监测。

　　“为保障饮用水安全，制定专门法势在必行。”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认为，饮用水安全管理法律体系亟待健全，应尽快制定《饮用水安全法》，对水源地、水输送、水生产、水消费等都作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