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记:怎样才能让秸秆焚烧在农村绝迹？

　　焚烧秸秆再受关注，因东北上空出现大面积烧秸秆产生的浓烟被媒体曝光。这两年，“雾霾”成为生活在北京的人们一个“心头恨”，一切跟污染空气有关的事都会成为热点。今年11月，北京召开APEC会议，控制大气污染源更是成为京津冀三地政府高度重视的事。

　　10月底，初接“防治秸秆焚烧”这个选题，我正在河北白沟采访，沿途并未看见焚烧迹象，不禁心生疑惑：秸秆焚烧现象在京津冀高压打防之下是否还存在。

　　从小生活在城市，我对田间地头的农事没什么概念，于是打电话询问在农村长大的同事。同事告诉我，华北秋末，玉米已经丰收，冬小麦播种完毕，加上管得这么严，估计很难看到大面积焚烧的现象。

　　实地走访所见正如同事所说。从北京一路往东，经过三河、蓟县，走国道探访天津宝坻周边的村镇，沿省道、县道周边摸排查看，又深入廊坊周边的村庄……我的采访本上，密密麻麻记录了50多个村名，发现正在焚烧秸秆的村庄不超过5个，更多的是已经烧完的地方，田地里黑灰一片。

　　在正冒火飘烟的地头里，我没“逮住”一个放火者，火苗乱窜的田野里空无一人。地里覆盖黑迹的村子里，有指着黑灰说“不烧咋办”的村民，也有在镇办公室里被禁烧任务搞得疲惫不堪的基层干部。所幸，我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采访得知，现在京津冀的焚烧秸秆率有所下降，几乎是政府花大力气防治的结果。最近两年，每到秋冬，防焚烧是地方基层干部的政治任务，一些地方镇里花钱雇巡查员防烧，一些地方专职一方治安的公安派出所也得出动警力，开车“盯起火”，成了灭火队。

　　投入人、财、物力如此之大，专家、媒体评论者们出来大讲，禁烧秸秆需要“疏堵结合”，政府部门也看到了这一点。随便搜索北京、河北、天津关于“秸秆”的报道，不难发现，三地政府推出了很多政策，从发放农机补贴到建立秸秆再利用技术示范区，从推广秸秆还田到比较每年的还田比率。但，烧秸秆还是难禁绝，问题卡在哪儿？

　　“专家、政府说的好，但地里那么厚的秸秆碎屑，得沤烂了才有效，农时紧，秸秆也不可能全还了田，大伙也不爱烧，烧一亩地，全村都是烟，可不烧，剩下的咋办？不清理，地没法种。”农民一句话就表达了需求，他们需要处理多余的“废物”。

　　把“秸秆还田”输入搜索栏，相关的讲解从原理到技术，A4纸5号字，打印出来要9页。秸秆还田需要很多技术条件。

　　农民告诉我，没有专业的人员和技术指导，老百姓按照政策把秸秆碎屑翻到地里，种下一茬庄稼，秸秆屑子又翻上来，“白费功夫。”

　　采访回收秸秆再利用的企业，管理者也透着无奈：建基地前考察建设条件，到地方政府谈，领导们个个欢喜，全持欢迎态度，但一到需要基层政府去和村民沟通回收秸秆，农民考虑运输成本，最后没有一次成功，“光企业热乎，这个事儿做不成。”

　　事实上，在禁烧秸秆问题上，政府、百姓已有共识——政府不让烧，农民不愿烧。政府想出好办法给秸秆找出路，但出路却不能方便、有效地通到农民家里。

　　我们可以很容易就搜索到政府部门关于秸秆再利用出台的种种举措，但是这些举措在每个村庄的普及率和农民对这些举措的采纳程度却很难统计。

　　在采访过程中，从普通农民到基层干部，都提到能否根据几个村的秸秆产量建一些秸秆回收站，给农民一些补贴，让秸秆产生收益，集中将秸秆处理到有需要的地方。我不知道这样的提议是否能实现，但这些是农民实实在在的需求。

　　烧秸秆的点火者既然是农民，禁烧就要从分析农民的需求开始。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想问题，也许是让焚烧秸秆绝迹的突破口。

　　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