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对哪些污染零容忍？

　　特约撰稿 李志青

　　今年两会，再次体现出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污染被称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并要“铁腕治理”。但是，经济发展势必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那么，究竟该怎么对待污染？真的能实现对污染“零容忍”吗？还是要“一定限度地容忍”？

　　表面上看，应该将污染予以绝对的抵制、消灭和清除。但是，无论“法”内还是“法”外，各种污染排放比比皆是，如何能真正实现“零容忍”？而且，有些污染排放真实存在，并非绝对不合理，社会经济有必要与其和平共处。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下，不能将污染一棍子打死，反而，社会经济应该在“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下对污染予以一定限度地容忍。

　　污染如何分类？

　　应对过度生产和消费带来的污染零容忍

　　理论上，可以按照环境污染与生产及消费的关系，对污染的性质进行科学分类。

　　首先，与基本生产和消费活动相辅相成的环境污染。尽管这些污染物也会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但这个层面上的污染不会真正损害环境质量。因为这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而且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不会很快突破自然环境的容量边界，同时，这种排放水平也会随技术进步得到改善。因此，对这个层面的污染可以予以“容忍”。

　　其次，与扩大化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相关的污染。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后，人类要进行必要的积累和改善，这就可能给相同规模的人口和土地面积带来倍增的环境污染，从而破坏生态环境。对这样的额外污染是否需要持否定或“零容忍”的态度，要视环境承载能力而定。

　　如果排放水平仍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范围之内，社会经济也应该予以容忍。只要满足“自净”条件，就可以通过事后的处理和治理，帮助自然环境净化污染，进而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维持在合理水平。

　　第三，与“过度”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相伴随的污染。按照经济学分析，一般认为，尽管这样的生产和消费在个体层面上可以带来福利的增进，但如果扩展到社会整体层面来衡量的话，就会发现，过度生产和消费带来的污染会绝对地增加社会成本，包括给社会造成环境损害，并因治理污染而带来诸多额外支出。因此，这部分污染是在绝对意义上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也受到了各国的围追堵截，即被“零容忍”。

　　对“违法的污染排放”零容忍

　　法律要识别出什么样的污染必须是“零容忍”的

　　从以上分类中可以看出，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一直存在着辩证关系。在前两个阶段，其实无法用污染来否定发展，因为此时的两者之间有良性互动的

　　可能和空间。只不过，进入污染的第三阶段后，即个体最优污染水平超过社会最优后，额外的生产和消费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要予以坚决杜绝。

　　这也对各类环保立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即环境保护的法律有必要识别出什么样的环境污染是可容忍的，什么样的污染必须是“零容忍”的，然后，才可以依据法律来甄别不同性质的污染活动并加以正确对待。

　　否则，如果对所有“污染”都进行“扩大化”的处置，看起来是保护了生态环境，实际上是忽略了对合理排污的最优利用。很多地方的实践表明，忽略污染的投入产出效应会损害污染治理能力，进而也不利于环境保护本身。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是“违法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这说明，法律本身其实并不提倡“零容忍污染”，充其量是对“违法的污染排放”零容忍。

　　环境承载力已近极限怎么办？

　　应让环境保护之路获得真正的持久动力

　　目前，我国环境保护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国的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超过了极限。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把“零容忍”的原则绝对化？答案也是否定的。

　　道理很简单，无论某地区处于环境承载能力的上限还是下限，其社会经济都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因此要对生态环境加以利用。区别在于，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可以继续挖掘本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而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则会将眼光转向区域外的环境承载能力（历史证明，在某种程度上，环境承载能力是可以转移的）。

　　因此，无论利用自身的生态环境资源，还是沿用区域外的生态环境资源，都有必要树立一个统一的规范，那就是，法律规定允许利用的就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而法律规定不允许利用的坚决不用。

　　这一点，在环境承载力逐年下降的当下尤为重要。中国正在快速步入发展的新常态，按照经济学的理解，这实际上表明，社会经济活动至少在生态环境上的可能最大边界已经不断萎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加速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也就是推动中国资本的国际化），希望以此来扩大生态环境边界（这一点尚有待进一步论证）。

　　就此而言，在外部生态环境资源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在内部，我们更需要充分利用好仅存不多的本土生态环境资源。也就是说，如果非要排放污染的话，那就要把污染排放量用在最关键之处，用在产出效率最高的地区和领域。

　　总之，我们当前应该提倡的并非“零容忍”污染，而是要严格地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容忍”污染。唯此，才足以走出一条兼顾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否则，在各种强大的阻力和压力反弹下，环境保护之路将很难获得真正的持久动力。

　　（作者系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