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将建1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曾因选址问题遭市民反对(3)

　　赵章元始终认为，“资源化利用”才是垃圾处理的最佳出路。近年来，他一直在全国各地进行相关考察，并在2011年与国内的一些垃圾处理企业一起成立了“中国垃圾资源化产业协会”，以此推动资源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可是，除了尚未克服的技术难题，摆在垃圾资源化道路上的障碍还有成本。

　　“垃圾处理更多的是经济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曾参与过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厂前期项目评审徐海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以厨余垃圾举例说，有人曾提出把厨余垃圾分类收集后，制成肥料送到田里。这样的技术并不复杂，但对于北京这种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周边并没有足够的农田接纳，如果要处理这些肥料，就需要通过铁路运送到其他有农田的地区，而由此消耗的能源、增加的排放、产生的费用“从理论上可以对接，但现实对接不了。”

　　“把垃圾变成资源没有问题，百分之百变成资源也没有问题，那就不计成本，但现实不可能。”徐海云认为，选择垃圾处理的技术路线必须要和社会的经济水平相适应，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如果一味强调“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不核算成本，是完全不可行的。

　　关于“焚烧”的技术与怀疑

　　沿莲石路一路向西，经潭柘寺隧道上鲁坨路，不到5公里后便能看到位于半山腰的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它同时还是青少年环保教育基地，项目在设计之初选择了以白色和绿色为主色调、融入了卡通元素的厂房风格。

　　作为全国现有的规模最大的三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之一，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从去年年底开始试运行，目前仍处于设备调试阶段，竣工环保验收正在进行中。按照计划，该项目在正式运营后每天可处理3000吨生活垃圾，年发电量可达3.6亿度，上网2.8亿度，另外还可为潭柘寺地区1000万平方米的面积供热。

　　然而，这个庞大的工程其实是计划外的产物。

　　2009年下半年，按照中央的要求，2010年底北京地区的钢铁将全部停产，面临着产业转型的首钢把目光投向了城市服务领域，而垃圾处理恰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

　　当时，“十一五”规划中的4个垃圾焚烧项目只有高安屯在几经周折后建成，六里屯、南宫和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纷纷受阻，在垃圾将无处可去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寻找机会建设一个替代项目。

　　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前从未涉足过环保领域的首钢决定以此为契机开拓新产业，随即组建队伍开始前期调研，他们利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选址、工艺设备设计等一系列工作。考虑到民众还不能接受在城区里建设垃圾焚烧厂，焚烧厂的地址选在了位于门头沟区潭柘寺镇，距市中心40公里的首钢石灰石矿区。

　　2010年7月21日，经政府专题会议讨论，总投资21.6亿元的鲁家山项目正式启动。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由北京市政府和首钢集团各出资50%共同建设，特许经营期为30年。

　　首钢石灰石矿区因周边居民很少，受到来自民众的阻力较小，项目经“绿色通道”加快了审批流程，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办齐了建设所需的所有手续。此事一度引发质疑，如此快的审批速度是政府为避免民众反对而将项目紧急上马。政府解释是垃圾之困已迫在眉睫。

　　走入厂区，全封闭的车间外并没有一丝异味。垃圾车从垃圾转运站运来时已提前分选和预处理过的生活垃圾，经由垃圾专用通道进入卸料大厅后，倒入垃圾池。经过在池内5-7天的发酵，垃圾的渗沥液尽可能脱出。脱出的渗滤液将进入专门的处理系统，而发酵后的垃圾则被投入焚烧炉。

　　据技术部部长赵树明介绍，整个项目全部引入国际一流设备，焚烧工艺采用德国马丁的焚烧技术和日本三菱的炉排炉， 以“半干法脱酸+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器+SCR脱硝”的技术组合，严格控制炉内温度和烟气停留时间，确保二噁英、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在分解、过滤后实现达标排放。其中SCR(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系统还将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将燃烧后产生的氮氧化物还原成氮气和水，进一步降低污染排放，而这在垃圾焚烧厂中还是第一家。

　　在中央控制室的屏幕墙上，一个个小屏幕实时监控着垃圾从进入垃圾池、投入焚烧炉到在炉内进行燃烧的全过程。在技术人员的显示屏上，四台焚烧炉的炉内温度、烟气含量等一系列数据也都一目了然。“这些数据都是跟环保部门在线联网的，只要一个不对，那边电话就打过来了。”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

　　对于公众最关心的二噁英问题，赵树明表示，垃圾焚烧后的烟气在850℃以上的高温环境中停留2秒，二噁英就会完全分解。鲁家山项目的设计标准按照目前世界上最严格的排放标准(0.1 ng-TEQ/立方米，即7月新出台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运行时炉内实际温度远高于850℃，停留时间也超过2秒，因此99.99%的二噁英在炉内已经分解。之后，烟气处理系统中的冷却塔会将高温烟气急速冷却，避免二噁英二次合成。最后，经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器过滤，在经烟囱排出时，还将通过控制流速确保烟气在有条件再次合成二噁英之前就排放出去。

　　从开始试运营至今，除了按照市政市容委的要求，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每季度一次的二噁英检测，首钢生物质公司为检验运行状况，又自主委托该机构对四台焚烧炉及周边地区土壤进行了多次检测。“每次的检测数据都在标准范围以内，最好的一次(二噁英)达到了0.009 ng-TEQ/立方米。”赵树明说。

　　但在环保组织看来，这些所谓的高水准工艺不过是“技术控”专家们的说辞，既不适应中国垃圾的特点，也不能解决垃圾焚烧这种处理方式背后所隐藏的真正问题。

　　“不要说国外怎么样，任何国家的垃圾组分跟我们都不一样。”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的陈立雯认为，由于生活习惯不同，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多达50%-60%，因而水分含量高，垃圾的热值很低，这样的垃圾并不适合焚烧，焚烧之后的烟气排放也很难控制。

　　而同属“自然大学”的毛达也指出，关于二噁英的排放目前在技术上还无法做到在线实时监测，因而一年测几次的做法根本不具代表性。

　　对此，技术人员解释说，通过炉内温度、烟气停留时间、一氧化碳浓度、活性炭喷射量等一系列参数，完全可以间接判断出二噁英是否超标。

　　首钢环境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延明也否定了这样的担心，“5年来我一天没歇过，一天最少在这儿待12个小时。烟囱就在我边上，排出的烟顺着窗户就进我的办公室了，如果有污染，影响最大的是我。”他说。

　　然而，在人们怀疑的目光中，这样的解释起不到作用。当对垃圾焚烧的疑虑超越了技术之争，巨大的信任危机就压在了政府和企业头上 。

　　而这样的怀疑并非全无道理。

　　2013年底，陈立雯所在的环保组织“自然大学”曾向北京市环保局申请，公开鲁家山项目的环评报告全本、烟气排放数据以及飞灰、炉渣的处置情况，但因当时项目刚开始试运行，环保局以还未进行环保竣工验收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这只是他们众多失败申请中的一次。从2010年开始，“自然大学”曾先后28次向全国各地的垃圾焚烧项目提出过信息公开的要求，但大多进展不顺。除了河北、天津、广州等为不多的几个地区迫于压力公开了部分信息，更多的地方要么以所需信息“不属于公开范围”为由拒绝了申请，要么只给出了一个简单敷衍的回应，还有的索性根本没有回复。

　　提起这些，陈立雯至今仍然十分愤慨，“垃圾焚烧处理从技术层面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如果哪个环节你投放的东西不够就会出问题。你每个阶段加多少助燃剂，后期的烟气处理加多少活性炭、加多少石灰，你不公布采购清单，你加了多少又不给我看，我怎么知道？”

　　对于这种质疑，北京市市容委表示，垃圾焚烧厂的排放数据、各种材料的用量每天都有记录，市垃圾渣土管理处的专业工程人员每月都会对此进行严格检查，一旦发现违规情况将会给企业扣分，直接影响政府拨款的补贴。环保组织的要求并没有错，但并不完全可行。“根据国际通行的惯例，垃圾焚烧厂一般只公布与垃圾处理、烟气排放有关的终端数据，监管机构以此检查排放是否达标，并不检查其他与企业自身经营相关的数据。”而且，有些数据与运行成本等许多因素有关，是不予公开的。

　　当然，这也并非是唯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