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有一个类似的能源稳定局，就能协助政府和现有国际机构更有效地管理当今能源问题。

　　在过去十年中，人们对世界能源体系的期望已大有转变。政府为能源安全疑虑，与此同时，大的能源供应商因质疑市场需求，对投资犹豫不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缺乏互信，难以就如何更好融资和管理能源体系达成共识。

　　新兴国家的能源需求以及世界对绿色能源的呼唤，给国际能源体系带来了空前的压力。现有的能源机构已是捉襟见肘。从过去几十年国际经济体系逐渐完善的经验来看，国际能源秩序中存在着危险的政府管理漏洞。现有的体系支离破碎，一个新的合作机制是必要的。

　　危机日近，新变化又使政府管理世界能源体系难上加难。因为工业化国家对石化燃料的需求已告终结，在未来，需求的增长将主要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国际能源署(IE A )预计，到2030年，中国石油的2/3将依靠进口，印度甚至更多。这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多选择以锁定与生产国之间的双边交易———而不是像传统老工业国那样靠商业利益———来确保能源供应。

　　面对这一新的现实，过去30年来，负责能源安全的所有国际和国家机构都不能切中要害。最重要的IEA，竟未将新兴能源消费大国纳入其决策层。这意味着IEA即使是履行其标志性功能———随时协调政府应对能源冲击———都变得困难。因为一个庞大的、日益增长的石油消费群被排除在外，并质疑以市场方式处理能源安全问题。

　　传统的解决方案是建一个新的能源组织，取代现有的排他性的IEA，这不大可能会奏效。目前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协调各国精明的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行为的机制。具体方式要能有助于增加包括政府、进口商和出口商的利益，这样他们才会和为能源基础设施提供投资的企业站在一边。

　　类似的办法在国际经济法中也能看到。在过去几十年里，国际经济体系在大量的国际机构参与和较少的政府干预下已演变成有效的管理系统。发布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标准的金融稳定局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在亚洲上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后所设立的巴塞尔标准十分有效。许多国家和银行都认识到，运行管理良好、符合广泛公认标准的金融部门，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

　　假设有一个类似的能源稳定局，就能协助政府和现有国际机构更有效地管理当今能源问题。它可以与主要新能源消费者合作，建立投资标准，既迎合他们的利益，又符合能源商品贸易的市场规律。没有更好的政府治理，绿色刺激计划有引发贸易战的风险，或只是在浪费大量金钱。以上文所述经济法为例，这些措施无疑将有助于使现有的能源机构做得更好，也能产生更广泛的能源安全的管理规范。

　　建设国际经济体系的经验

　　上 世 纪 经济法的成功，源于自下而上的实际操作经验，以及其植根于国家利益。当政府认为施行这些规则能务实推进其利益时，才会制定法规、设立机构以保证其运行。如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即便在既不方便 的 情 况 下也愿意主动遵守世贸的规则，因为一个有序的国际贸易环境对大家更有利。

　　金融稳定局的最大的成就是巴塞尔标准的创建，并被新兴经济体广泛采用。以中国为例，巴塞尔标准的采纳既避免了外国投资者对地方管理不善的警惕，又避免了政府对主权问题敏感。坚持透明的全球标准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中国成功地发起了系列首次公开募股，吸引外资银行投资中国的银行系统。

　　从中能得到的另一个经验就是，协调全球能源政策必须囊括所有实力选手。扩大IEA已举步维艰，IEA 28个主导成员国大多能源需求量小，且日益萎缩。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能源消费国却被排挤在外。当能源危机出现时，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却没有发言权。唯一的综合性的解决办法是改写IEA的成员规则。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部分原因是这意味着IEA将变成一个更大的论坛组织，现有成员也担心他们的权力将被削弱。

　　此外，合作必须具有广泛吸引力。全球贸易谈判取得进展主要源于对具体行动的关注，如降低关税等，既植根于共同利益，又易于执行。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参与国，最终建立解决争端的世 贸 组 织 。同样，G 20反避税规起源于瑞士等国的成功。自金融危机爆发，因为这些庇护所的影子银行系统难以治理，许多政府已经看到了削减避税地的好处。

　　将这些经验教训运用到能源问题上，如果一个系统不能符合最大消费国和生产国的利益，就必将于事无补。成功既需要使这些国家在合作时获得具体的利益，也需要对系统规则进行设计，使之能广泛传播，增加合法性。

　　无能为力的现有国际能源机构

　　今天的能源市场，缺少的不是机构，而是一个通过设置有效的规则以管理全球能源经济的战略。

　　IEA作用依然重要，但已很难找到自己的声音。O PEC(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职能也仅限于服务石油生产国。O PEC和IEA之间旨在促进石油市场透明度的对话仍在持续，但迄今无实质进展。欧洲能源宪章在能源市场上也无实质影响，尽管它力图整合东欧和西欧的能源系统，但该条约违反了制度建设的首要规则：脱离了最重要的成员——— 俄罗斯，身为欧洲重要的能源供应方，俄罗斯认为服从西方机构监督的规定毫无意义，这使得条约本身几乎作废。

　　在去年12月的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涉及气候变化的协定，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仅仅是被提案而已。在过去10年里，八国集团几乎每年都要讲气候和能源问题，但往往是一纸空文。虽然八国集团努力邀请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和南非)加入，但集团要求他们完全服从八国的条件，使得那些关键国家拒绝加入。去年10月，20国集团在伦敦召开的特别论坛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希望，但这一努力也泡汤了：最近的一次会议没有达成任何新协议就草草收场了。

　　管理漏洞让投资者却步

　　要解决这些问题单靠建立更多的机构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填补世界能源系统中最重大的管理漏洞。包括关于如何增加投资以发展今天的主要能源——— 石油和天然气，如何支持那些将改变未来数十年的能源系统的气候友好型技术等。

　　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安全性存在问题，不仅是因为现有的产品消耗很快，还因为投资者对投入资金寻找新资源十分谨慎。特别是跨国项目要面对众多的政治不确定性，带来极大的经济、政治风险。供应商担心没有足够的需求来支撑投资，尤其是现在，对气候变化的日益关注已经使人们对矿物燃料的前景提出了质疑。

　　刺激石油供应需要多方努力。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能源用户———中国主要的能源供应商集中在非洲、中亚、拉美以及中东地区，中国定期向这些地区提供赠款、专项贷款和基础设施发展项目，这招致西方批评。这种批评反而使中国更担心能源供应，担心中国经济奇迹难以继续。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互相敌视，这就很难说服中国去相信，自己的能源安全最好能由有效的国际机构所控制的透明的、运作良好的市场来保证。

　　政府管理漏洞还使得对新环保技术的支持变得困难。最直接的原因是，政府希望投资能源基础设施能有助于经济复苏。在过去的一年，政府大谈政府间协作对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性，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各国仍是“自扫门前雪”。

　　最明显的问题要数全球范围内用于促进世界经济的2.5万亿美元中的“绿色”部分。美国和中国花费1.5万亿美元，其中包括很大一部分能源项目。韩国将85%的激励方案用于绿色投资、提高能源效率和建造低排放的发电厂。英国政府已拨出了数亿英镑以支持绿色工业研究和开发。他们之间的协调是必要的，但是，由于绿色能源技术市场是全球性的，推动一个国家的思想可以通过市场很快散播到世界其他地区。例如，美国花在可再生能源上的钱可以使美国、中国和欧洲供应太阳能电池和风力发电的公司都受惠。中国投资新电网中也有利于西方的技术公司。

　　协调这些绿色技术的计划至少在理论上描绘了一个可行的新的全球清洁技术产业的前景。但在实践中，这种刺激计划容易导致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举一个例子，美国的程序包括了有利于美国的供应商的规则，其结果之一是，试图把中国技术推广到得州的风电场的中国公司会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敌对的投资环境中。然而，如果技术国家化，真正的能源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上，所有最好的和最具竞争力的能源技术由于全球竞争日益改善。

　　想要协调，其中一个方法是需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买家(依次是美、欧、日、中)提供定期的评估，评估他们自己的程序运转如何以及哪里需要改进。只有在适当的场合协调到位，这些早期努力最终才可能更广泛地传播。

　　能源稳定局畅想曲

　　现有机构不能填补这些漏洞。需要一个小型、灵活机构：一个能包括能源生产和消费国的能源稳定局。从行政上看，它可能依靠IEA，它很像金融稳定局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帮助下促进全球金融市场的合作。中国(和其他新能源的消费大国)要能参与制定海外投资标准和协调各国经济刺激方案中的绿色能源投资。只有这样与各国国家利益直接挂钩，才能产生实际的影响。

　　能源稳定局最关键的考验将是如何证明其业务能力。政府将制定政策允许私营部门投资，如果没有关于此的可信的信号，在未来几十年，企业是不会投资开发能源基础设施的。消除这些公司疑虑的其中一个方法是，允许他们和政府合作承担一些能源稳定局的工作。例如，领头企业可以正式地评估政府的绿色经济刺激计划，并确定在哪些领域政府需要更有效地协调。能源稳定局还可以成为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合作的平台，发展中国家的国企通常控制着大多数世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他们还没有被充分纳入到世界能源系统中。

　　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只有美国和中国可以发挥主导作用。尽管两国一直宣称在能源问题上有合作意愿，但是他们尚未付诸行动。此外，严格的一对一交易不能解决世界最紧迫的能源问题，美国和中国不能自顾自安排各自的议程。但是，在能源稳定局内，能更好地协调工作，并与其他国际机构有更多更可靠的双边努力。美、中两国都清楚，这种合作符合双方利益。对美国而言：不把主导地位让给其他主要能源消费国和潜在的技术供应商，华盛顿将在削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上无能为力。对北京而言，合作也将减少西方对其能源策略的政治担忧。

　　尽管能源商品和技术的交易已经全球化，但这些重要商品的市场管理体系却是支离破碎，且越来越无用。全球金融和贸易监管的经验表明，没有必要设立新的大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正视世界能源市场的新现实，并采取实质行动的灵活的能源机构就足以补救了。（文：DavidVictor LindaYueh编译：本报记者 彭涛 实习生 李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