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成官场现形“器” 引发侵犯隐私争议

　　世上就没有什么不是“双刃剑”的东西，摄像头也是如此。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参与集体嫖娼的上海四名法官，就是栽在了摄像头下，司法界的几匹害群之马短短一周落马。其实，摄像头这只特殊的“眼睛”，早已潜伏在我们身边：商场、银行、学校、街头……而关于它的是非争论，也从未停止。随着摄像头的广泛应用，在维护公共安全的同时，也不断引发各种隐私侵权事件的争议，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的界限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成为官场现形“器”

　　传统意义上，摄像头以这些形象为众熟知：在反对恐怖主义时，它是“救命的天使”；在打击罪犯时，它是“诚实的目击证人”；在防盗安家时，它是“财产的保护神”。而今，它又有了新的“职责”：有网友戏称，继“老婆举报”、“二奶反水”、“小偷入室”、“微博举报”后，小小的摄像头也成为防治腐败、整顿官场不正之风的“不二神器”。

　　摄像头撕下了部分官员伪善的画皮，如上海这几名法官的经历，近年屡见不鲜。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等一干官员，其落马都与摄像头有关。

　　隐在角落的摄像头目睹官场“混、浮、软、假、奢”之怪现状，使腐败官员现形之后，等待他们的，将是冰冷的法律和愤怒的民众。业内人士认为，这种电子监控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防止执法人员滥用权力、损害公众利益。

　　小小摄像头，功用可不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努力建造一个充满监控的金鱼缸社会前，我们应搞清楚：这些探头是否真能让我们更安全？

　　向前一步是滥用

　　“满城尽是摄像头”、“透明人”是现在摄像头泛滥的真实写照，而且其数量仍在上升，“滥用”与“侵犯隐私”成为其最被诟病的两个关键词。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说：“公共治理的需要与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微妙平衡难以掌握。稍有不慎，前者过度强势滥用就有可能对后者造成损害。”

　　现实中，关于监控被滥用和曝光隐私的事件确实也接连不断。如“上海复兴中学教室亲吻监控视频”、“深圳地铁工作人员泄露恋人拥吻监控录像”、“四川绵阳摸胸门事件”等。

　　2012年，东莞有一家水疗馆，为“震慑窃贼”在更衣室安装了摄像头，并把客人更衣时的视频直播到更衣室外的售票大厅，让客人裸体出镜。

　　“很多时候感到自己隐私受到侵犯，主要是因为没有被告知。”网友汪乐萍说，“有些公共场合安装的摄像头很隐蔽，也没有提示标识，一举一动都在被摄像头监控，自己却根本毫不知情。”

　　更令人费解的是，当我们需要摄像头提供证据时，这个“不会说话的证人”却经常出现“技术故障”。另外，虽然很多地方已经被摄像头“武装”，但除了政府安装的之外，还有很多归私营业主、单位和个人所有，出现不恰当的“斜视”和窥私，甚至有的地方的电子眼被外包给了企业。所有的这些，折射出的，是摄像头管理的一片乱象。

　　湖南大学法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屈茂辉教授说：“面对一种新技术的发展，可能相应的制度不是很健全，法律相对滞后。”

　　请法律遮挡隐私

　　摄像头应该安在哪？谁来监督“监控者”？如何保障公共安全？又如何守护隐私？在公共治理、反腐与公民隐私之间，怎样才能取得平衡？

　　“国家基于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的需要，在公共场所设摄像头有其一定意义，而且从现代社会的终极正义而言，其合法性是不容怀疑的。”屈茂辉说，“但也不能牺牲权利换安全，这需要在立法和执法等多方面规范摄像行为。”

　　首先，关于摄像头的安装场所问题，资深政法栏目媒体人戴松说：“摄像头应该安装在公共场合，而在公共场合安装时则要注意是否侵害了私人私密的空间。例如，如果一条街道的摄像头刚好可以照到旁边的厕所，这就会引起争议。”

　　其次，是谁有资格来安装以及摄像资料应如何管理？屈茂辉说：“摄像头应该由公权力机关来安装，而非私人。而管理的关键问题则是采集信息之后，信息的利用和去向要合法，要体现法治的基本要求。采集的信息应该由特定的机关使用，而这也是立法上急需进行明确的问题。”

　　另外，屈茂辉还表示，视频资料不能随便流出。为此要完善隐私的法律保护，对监控数据进行严格的管理，要制定查看、使用影像的严格程序。

　　目前，除8月1日河南省最新通过的《河南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例》外，北京、重庆、深圳、广州等地都已经有公共摄像头的地方规范。但“最大的问题是这些规范是粗线条性质的，欠缺具体细化，而且我们缺乏一部对监控系统进行规范的全国性法律。”屈茂辉教授说。

　　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例如美国法律就允许在公共场所安装监控设备，只在某些特定的“合理区域”，如卫生间、更衣室、卧室等场所有隐私权保护。而在英国，使用摄像头的地方必须加上明显标识，所以在大街小巷，会看到许多地方都标有闭路电视监视系统的英文缩写牌子。

　　另外，个人的行为与法律意识也同样重要。

　　“所谓公共场所，就是所有人都能共闻共见的地方。所以，为了避免自己隐私被暴露，关键是要在这样的场所中注意自己的言行。”戴松说。原因是当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隐私暴露于这种场合时，理应已经想到因此可能要承担的隐私风险。

　　摄像头下，自由与安全并不对立

　　曹林

　　到底要自由，还是要安全？经常有人设置这样的议题将人们推到“自由与安全”的两难抉择中。当发生一起因监控信息泄露引发伤害的事件后，人们会倾向于“要自由”；而发生一起公共安全事件后，人们会倾向于“要安全”。其实，自由与安全并不对立，摄像头并不必然侵犯公民隐私，在负责任的管理下自由与安全是可以兼得的。

　　其实，人们很多时候并不担心头顶的摄像头，而是担心摄像头后面管理信息的人。当下，很多地方对摄像头有一种过度依赖，为了加强治安管理，会不断地安装摄像头，以为摄像头越多就越有安全保障。只顾着无限制地安装，却很少思考如何管理好这些摄像头。公共场所的摄像头，会给人们带来安全感，因为人们会觉得这种监控会对犯罪形成威慑，这是为了保障公共安全。可摄像头后不负责任的管理者，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不安。当用两根香烟作为交换就可以拿走所有的酒店监控视频时，人们哪里有半点儿安全感可言？当街头摄像头所拍摄的内容可能被任何人看到时，人们如何能心安？

　　所以，问题不在要不要摄像头，而在于如何立法规范监控视频，管好掌握着监控信息的管理者，使监控视频只能用于保障公共安全。

　　综合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