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警惕民营银行爆炒下的债务风险与投机倾向

　　国内私人部门对银行等金融牌照的钟情，并非完全基于专业化分工的竞争优势，致力于发展真正基于市场逻辑的金融机构，而是存有希望假借设立或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降低融资成本，变相向社会转移自身高负债风险的强烈动机。民营银行有助于促进金融支持实体是命题错位。不论是民营银行还是国有银行，其能否支持实体关键看其是否以市场秩序和逻辑配置金融资源及资源配置的绩效。当前亟须摒弃所有制身份论，培育真正的市场化金融机构。

　　自“金十条”等允诺民间资本投资入股以来，截至目前，已有数十家民企向管理层发出设立民营银行的申请。顿时，民营银行概念无远弗届，成为市场炒作热点。

　　诚然，允诺民营银行设立对金融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但用炒作来定义市场对民营银行的热情，源自人们不惜把民营银行置入身份束缚的逻辑陷阱，进而淡化了自负盈亏的民营银行本应具有的市场逻辑。当然，这种缘于所有制甄别金融机构身份的市场炒作，透射出国内复杂的多轨结构给国内经济社会带来的扭曲和撕裂。基于身份束缚下的多轨金融服务及2008年以来银行持续高盈利，使民企渴求构建一个服务于其的民营金融系统，借政策东风分羹金融垄断租金。

　　但特别需指出的是，国内私人部门对银行等金融牌照的钟情，并非完全基于专业化分工的竞争优势，致力于发展真正基于市场逻辑的金融机构，而是存有希望假借设立或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降低融资成本，变相向社会转移自身高负债风险的强烈动机。

　　相关研究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企业整体负债占GDP比重逼近155%，最大的1500家上市公司债务是其每年营运现金流的7倍(健康水平为3～4倍，6倍则为危险程度)，同时2012年企业部门净负债是其净利润的29倍，这使企业债已超过地方债成为市场最显著的风险隐患之一。而对于民企来说，其显性负债还呈现出企业规模越大负债越高的特征，同时绝大多数民企都负有大量隐性民间借贷和净外币负债。

　　伴随着产能过剩、真实内外需萎靡等，同样负债高企的民营企业，一则很难如国企一样具有相对畅通的融资渠道进行债务展期，一则其投资边际收益率显著收敛，同时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下，其经营活动现金流却趋向收敛，三角债问题日益突出，这些无疑加重民企整体债务风险。

　　显然，民企设立能吸收存款的银行等则可通过各种变通手段绕开监管，如同国企借助国有金融体系转移负债风险一样，萧规曹随地借民营银行等把负债风险向金融系统乃至社会转移。但是，申请设立民营银行的民企，以金融支持实体为理据，或隐或显地打出曾经德隆系热捧的产融结合概念，则有背市场秩序、规律：

　　其一，金融作为独立的市场分工产业体现的是市场专业分工下的优势。以产融结合等作为设立民营银行的理据，要么是一种市场退化，要么就是企业向金融系统和社会转移风险的借口。

　　其二，民营银行有助于促进金融支持实体是命题错位。不论是民营银行还是国有银行，其能否支持实体关键看其是否以市场秩序和逻辑配置金融资源及资源配置的绩效。当前亟须摒弃所有制身份论，培育真正的市场化金融机构。产融结合模式本质上是产业资本缺乏真正市场竞争优势，而以设立银行等拓展外源融资能力，弥补内源扩展能力不足的瓶颈，进而加速通往规模魔咒。如德隆系鼎盛期控制着银行、券商和信托等多金融平台，并借此跨行业控制数十家上百家企业，形成了本身缺乏核心竞争力的臃肿产融帝国。

　　当然，德隆系实际上是中国国有经济的具象写照，即尽管国企与国有金融机构在组织形态上是分离的，但其同一所有制形态使其形成以国有制为纽带的庞大产融帝国，即国有金融机构借助金融管制下的金融压抑，为国企规模扩展筹备廉价资源，对风险则天然不敏感，金融资源的配置风险则最终由政府信用背书，并最终由纳税人买单。

　　显然，如果认同中国国有经济体系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被削弱，那么把民营银行与国有银行进行身份对峙的做法培育不出真正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在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未有效厘清，不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很难严格基于市场逻辑被厘定为真正的市场实体，基于所有制身份论下的不同金融体系，客观效果都脱离不了廉价吸收居民储蓄，并向社会和居民转移分散自身负债之事实。最后很可能导致这样的局面：对民营金融机构开而不放，即如同90年代成立的以民营资本主导的民生银行一样，象征性地审批几家作为点缀，进而在国有金融体系的强势背景和管制主导的金融市场生态等背景下，民营金融机构要么同行，要么夭折。

　　当前真正的金融市场化，首先需敬畏市场，认同市场自律博弈的交易秩序，打破垄断，推进金融对内对外开放，并遵循市场过程理论和市场程序正义，推动国有和民营金融体系真正基于市场逻辑和秩序运营，打破国内金融机构基于人格化身份配置金融资源的宿命。同时，金融对实体的支持则倚重于多层次专业金融市场和平台，以及不同金融机构针对特殊金融服务提供金融创新产品，并基于不同风险偏好而派生专业风控市场。（刘晓忠(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