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日报：摊派“精神病人指标”太荒唐

　　从去年10月开始，郑州各个社区的基层医护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这意味着他们要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人。这个任务被纳入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考评中，完不成会面临上级的督导。(10月9日《南方都市报》)

　　重性精神病人到底有多少？之前有媒体称，我国最近一次全国性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是在1993年，根据这次调查估算，我国约有重性精神病人1600万。而今年初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据显示，至2012年底，各地登记管理的重性精神病患约300多万人。若按上述数据粗略估算，尚未登记的重性精神病人在人口中的占比应该高于2‰。但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平均数高于2‰，并不等于具体到每个地区、每个小单位都会出现至少有2‰人口为重性精神病人的情况。硬性指标的荒唐之处就在这里——为了完成任务，有的社区恐怕不得不“制造”几个精神病人。

　　精神病筛查本是件好事，可以理解郑州发文的督促之意，但是闹了笑话，显然是因为权力不动脑子。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行使权力的部门只顾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类似的指标摊派其实我们见过不少，比如医院给医生摊派住院病人指标，地方摊派计划生育罚款指标，2011年广东某地还摊派过“打黑指标”……荒唐的指标摊派一被曝光，常常听见媒体批评当事单位是“懒政”思维。

　　说到底，如果推行一项政策，最大的困难在于应付上级而根本不必征求民意，那么权力当然也不必动脑子，遇到困难就“摊派”好了，就往下推好了，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率”的办法。其结果就是，一些初衷良好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不仅如此，这种单向的政绩考核方式，还会产生另一个影响，即体制无法自行察觉并消除规定中的荒谬，而是认认真真放大了荒谬，呈到老百姓面前。更可怕的是，一旦形成了执行上的惯性思维，我们将来可能还得面对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指标摊派”。要避免再出现类似的荒诞，行政指令背后的官员政绩考核体制也得改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