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对假药要实行“零容忍”制

　　近日，公安部会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统一协调指挥广西、湖南、安徽、河南等地公安机关和药监部门，破获一特大制售假劣人血白蛋白、人用狂犬疫苗等假药系列案，捣毁制假窝点4处，抓获犯罪嫌疑人17名，查获成品、半成品假白蛋白3400余瓶，免疫球蛋白1.2万余瓶，假狂犬疫苗1200支，假生物防伪标294枚、药品电子监管码300枚，假劣避孕药等其他假药、生产设备、包材一批，案值2000余万元。(11月3日 《京华时报》)

　　相信看到这则新闻，不少人都会倒抽一口凉气，幸而相关部门联手拦截并捣毁，否则这批数量巨大的假药一旦流入到需要挽救生命的患者手中，该是多大的隐患！要知道，类似于人血白蛋白、人用狂犬疫苗之类，都是拿来救命的，一旦用假，轻则失去救治良机，重则加速患者死亡，如2010年，广西来宾1名男童因注射假狂犬疫苗无效而死亡。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打着治病救人幌子的假药，若让患者不明就里吃了下去，岂不比“毒药”来得更可怕？

　　破获这样一起假药案件，大快人心，但同时也激起人们的担忧。在一些看不见的角落里，是否还存在类似的肮脏交易？我们怎么样才能切断由救命药变成夺命药这条危险的途径？或许别无他法，织就一张严密的监管天网，不让假药有一丝机会流入市场，才是唯一途径。

　　这张天网怎么织？不妨从生产源头开始捋。参与制售假药的人，可以说是在“投毒”，这些人是否真正意识到制假后果的严重性？当然，在利益的刺激下，我们光靠个人的自律来堵截假药的生产已经不现实，这就需要我们的监管部门，有一双锐利的眼睛，能够洞察到隐藏在角落里的罪恶。也不妨设立多条举报渠道，耳聪目明，才能将监管的阳光最大程度照射到每一个区域。

　　除了最有效的事前监管，还需要最有力的事后严惩。但查阅我国相关法律，一个现实是，制售假药犯罪成本过低。《刑法》第141规定：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销售金额在50万元以上，则应当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一名参与打击制售假药犯罪的警员称，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制售假药者，一般都会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缓刑。往往打击行动还没结束，早期抓获的制售假药者已缓刑获释，甚至重操旧业。显然，1997年制定的法条对今天的制售假药者形成的威慑力还是有限的。制售假药，应当提升到与投毒罪相等的高度，我们期待相关法律条文能与时俱进，进行修改。

　　最后，如果使用假药，医院方也需要承担责任，甚至可以取消医生行医资格，尤其是一些小诊所。也许有人会觉得太过严厉，可与患者的宝贵生命相比，我想这并不过分。试问，假药缘何能混进医院？难道拥有丰富医药知识的医生都无法辨别？只有责任明晰，对假药实行“零容忍”制，所有环节才会真正对假药严格把关。(万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