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预防艾滋病组织首获“合法身份”(图)

　　11月8日上午，民间防艾人士贾汝乾走出贵州省民政厅，他刚刚完成了“贵州同行预防艾滋病服务中心”在政府各部门登记注册备案的最后一道手续。这是贵州省第一个在民政厅登记注册成功的民间防艾组织，标志着贵州民间防艾首次获得官方认可。

　　“没想到非常顺利就办下来了，接下来就是开展小组内部工作的事情。”兴奋之余，贾汝乾还有些许期待。

　　创立之初：

　　追着别人发资料

　　一张桌子，七八把椅子，墙上贴着宣传标语和活动照片，一间标明“快检室”的屋内，摆放着很多资料、试剂和安全套……这个还兼顾着居住功能的房间，就是贵州同行预防艾滋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同行防艾中心)的办公室。

　　同行防艾中心成立于2004年，目前有约20名主要成员，贾汝乾就是其中之一。组织创始人胡绍源从事防艾工作数十年，退休前曾任贵阳市疾控中心流行病科科长。2003年前后，胡绍源研究发现，在性工作者、流动人口等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很低，高危人群出现在男同性恋者中。于是胡绍源将防控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这部分人群中。

　　2005年初，胡绍源邀请了一个同事和本地的一位志愿者，几个人组成了同行防艾中心的前身。

　　同行防艾中心的志愿者之一“流浪”讲到了当年的经历：“2005年12月1日，我们在人民广场发放防艾资料和安全套。我们几乎是追着人家，但都没人敢接，大家似乎都觉得接这个东西就是伤风败俗。”

　　情况也在发生变化。“2008年的时候，我们再去的时候，情况就好了很多。到去年12月1日的时候，带去的安全套全部发完了。”流浪说。

　　工作开展：

　　确诊后他哭了整晚

　　在胡绍源看来，政府和民间组织在防艾事业上各有所长：政府有财力和物力做大量的防艾知识普，并且提供医学专业支持，而民间组织更易于于针对边缘人群的开展防艾工作，比如高危人群、共用针筒、男男性行为等。

　　同行防艾中心依靠人脉资源，经常到同性恋夜店等地进行宣传。流浪说：“我去酒吧发资料和安全套，经常有人过来问我今天带了宣传册来没有。”

　　他们的工作也得到了省市疾控中心的支持。2012年，贵阳市疾控中心为贾汝乾做了一次为期两天的艾滋病快速检测培训，并且提供了大量相关检测用品，快速检测也成为了同行防艾中心提供的服务之一。2012年同行防艾中心为500多人提供了快检，其中38人疑似感染，最终疾控中心确诊37人。

　　“因为医院、疾控中心的检测都是实名制，这导致很多人不敢去。我们会尽力劝说疑似感染的人去疾控中心检查，但我们提供的检测是匿名的，所以我们的工作算是一个补充。”贾汝乾说。

　　贾汝乾说，艾滋病的确诊，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目前很多人对于艾滋病缺乏正确的认识，患者的痛苦无处倾诉，甚至对家人都不敢提及。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个人在我们这里做完快检之后，又去疾控中心做检查。在确诊的那一天，他拿着确诊报告单到我们办公室来，我们看着他哭了一个晚上，整晚都陪着他。后来他走出了心理阴影，还加入了我们的志愿者行列。”

　　未来期望：

　　得到更多社会认可

　　贾汝乾在2010年加入该组织，今年正式接手了核心工作。

　　对于同行防艾中心来说，一度面临的难题是，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而无法接受公开捐赠：“曾经有一些热心的企业想捐赠，因为我们无法提供任何票据，最终只能作罢。我们都是靠一些志愿者和热心市民的私人捐赠，但这也是极少的。”

　　除了少量的捐赠，很多志愿者常常拿自己的工资来做防艾的宣传工作，流浪说：“我们几个骨干的志愿者，没有哪个有存款，别人可以买车买房，我们什么都买不了。”

　　这次注册成功之后，接受捐赠的问题迎刃而解。“之前的活动经费，基本都是来自于国家项目经费以及省市疾控中心经费的支持。”

　　除了硬件设施的改善，贾汝乾希望有一些不同领域、更专业的人员能加入进来：“我们想在相关专业人群里面，多吸收一些志愿者，也希望能多参加一些疾控中心组织的培训，提高我们志愿者的干预技巧。”

　　当被问到对将来的期望时，流浪说：“我们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同时也能有更多的人支持我们的工作。”(文中“流浪”为化名 新媒体记者 丁师原 宿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