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慈母”杀子折射社会救济下沉之难

　　11月20日，河南省鹿邑县法院，武文英涉嫌故意杀人被审。去年2月，她把农药瓶递给脑瘫双胞胎儿子，致二子死亡。长期辛劳，46岁的她早已满头白发。村民们以为，脑瘫双胞胎的死，对于这个有4个孩子的家庭，是一种解脱。对这起案件，全村人对外统一保持沉默。可10个多月后，武文英选择了自首。(今日本报A19版)

　　毒杀双子，确实令人扼腕。都说“血浓于水”，向脑瘫双胞胎“痛下毒手”，也是“剜心头肉”，有违亲情伦理，也触犯法律。按理说，这是人情所难容忍的，但武文英的间接“杀亲”行为，却赢得普遍同情：案发后，全村人为其守密，装作不知；她受审，逾千位村民联名求情，法官也动容叹息……

　　拿该案而言，贯穿于惨剧始终的苦情元素，就是“贫困”。家徒四壁、4个孩子、2个脑瘫儿……已勾画出武文英家境的窘迫。遗憾的是，在此情况下，救助体系未能“眷顾”她一家。尽管在媒体多番报道后，涉事部门送来慰问金和共60元的低保待遇，可这象征性保障，对改善其家境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救济圈未能覆盖，“解压阀”又匮乏，绝望意绪的笼罩，让武文英找不到出口。而“毒杀双子”之举，成了她向无望现实的被迫妥协。这何其悲怆？

　　事实上，河南省3年前已实施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但在“主动上报”机制下，囿于信息蔽塞，村里没上报，武文英家庭也没申报，两个脑瘫儿没能进入当地残疾人系统，得以救助。这凸显的，是救济下沉中的“边际衰减”。也正因不少救济性善政处于悬空状态，在向基层沉降的过程中，其覆盖面也呈窄化态势。

　　再者，就脑瘫来讲，因其康复具持久性，故亟需长效性救助。可在多数地区，多年以来，并无针对脑瘫儿童的特殊政策。脑瘫患儿虽也能参加农村“新农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但康复费用没法报销，治疗药物也不在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范围内。因而其治疗成本，也基本由家庭承担。

　　应看到，因不堪重压，葬送残障亲人命运的惨剧，并非仅此一例：2011年东莞白领韩群凤溺杀脑瘫双胞胎；2012年2月福建龙岩一老父亲为了死后不连累家人，将智障女儿杀死等，都曾引起舆论波澜，发人深省。

　　而今，武文英陷入了情法纠葛：从法律看，她恐难免责；可于情而论，她丧子之痛还未抽离，就可能面临囹圄之灾，实在可怜。跳脱个案本身，武文英也应成反思的引线：关于脑瘫对应保障的补缺，如“社会干预”与“福利补助”等；救助下沉的不打折扣……唯有如此，才能规避悲剧重演。(湖北 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