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晚报：拿什么来拯救“最坏的母亲”

　　11月20日，河南省鹿邑县法院，当地农妇武文英涉嫌故意杀人被审。去年2月，她把农药瓶递给脑瘫双胞胎儿子，致二子死亡。可武文英并没解脱，10个多月后，她选择了自首。长期辛劳，46岁的她早已满头白发。(12月9日《新京报》)

　　她是“最好的母亲”，20年如一日地悉心照顾着两个患了脑瘫，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双胞胎儿子，甚至在丈夫都准备放弃的时候，她也从来没想过要放弃；她又是“最坏的母亲”，最终把剧毒农药递给了两个脑瘫儿子，夺去了他们年仅20岁的生命。看着这一起人间悲剧，很多人容易站在“虎毒不食子”的立场上对其进行道德批判，但是连案件的主审法官也感叹整个案件“让人心酸”。

　　“毒杀亲子”是一出人伦悲剧，但更是一起社会悲剧。对这个已经陷入绝境的家庭来说，向社会和政府救助，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但是即便他们的故事三次获得媒体的报道，最终也没有走进当地部分相关部门的救助体系之内，最终屡屡错过了由政府主导的救助机会。事后，当地残联和民政部门都给出了自己的理由，比如对武文英的家庭情况不了解，对脑瘫双胞胎的信息不掌握等。这也许是实情，但难道不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村落后地区对残疾人、对农村困难家庭，弱势群体救助渠道的狭窄与不力吗？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国家一些救助信息，帮扶政策根本传达不到村里，传达不到需要救助者的耳朵里，而这些弱势群体，困难家庭的基本信息，也同样传达不到县乡各级政府部门的“耳朵里”，于是在苦苦煎熬了20年之后，“毒杀亲子”的人伦悲剧发生了，曾经“最好的母亲”也成了现在法庭上“最坏的母亲”。这种信息的堵塞，能说当地政府和干部一点责任没有吗？

　　此前有媒体报道河北保定一农民因无钱手术而自锯残腿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对特殊困难群体的广泛关注。对此，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12月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民政部将综合构建涵盖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自然灾害救助以及医疗、住房、教育、就业、临时救助等专项救助在内的制度体系框架。目前正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这方面法规。在这次会议上，窦副部长承认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是当前我国在社会救助中的短板，确实存在救助面过窄、救助水平低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患病、特别是患大病的困难群众的医疗问题(据12月6日《法制日报》)。

　　而发生在河南鹿邑县的这起母亲毒杀双胞胎儿子的人伦悲剧，几乎就是对窦副部长的话所做的一种现实注脚。承认了问题，就要尽快解决问题。如果这样的法律和制度救助体系能够早日建立，尽快发挥作用，这对脑瘫双胞胎是不是就能得到拯救，这个“最坏母亲”是不是也能得到拯救？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苑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