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商报：谁为杀子的“慈母”托底

　　怀孕那年，武文英喝下农药想结束生命，在镇上的医院被抢救过来，几个月后，她生下了双胞胎脑瘫儿子。20年后，46岁的武文英又拿起了农药瓶，但结束的是双胞胎儿子的生命。对这起案件，全村人对外统一保持沉默。10个多月后，她选择了自首。今年11月20日，武文英因涉嫌故意杀人，在河南省鹿邑县法院受审。(见本报今日A22版)

　　这是一起特殊的杀人命案，更是一段催人泪下的辛酸故事。含辛茹苦抚养两个脑瘫儿子19年，曾经发誓“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尽一个母亲的责任照顾他们一天”的武文英，终于未能挺过生活艰辛的沉重压力，选择了以毒死两个脑瘫儿的“残忍”方式为孩子解脱，为家庭解套。

　　面对如此悖逆亲情的人伦悲剧，人们很难以“狠心”、“愚昧”甚至“法盲”等常用字眼为其简单定性，反倒生出“理解”、“同情”甚至“心痛”的恻隐之心。否则，我们将无从理解母子历经19年的不离不弃，无法读懂全村3000名老少的集体噤声和求情轻判，更难以释疑杀人者在“保密”10个月之后的投案自首。究竟是什么让曾经的“慈母”变得如此绝情狠心，应该是人们围观此案需要切肤深思的沉重话题。

　　也许，正如武文英的姐姐所言，对感情的绝望是压垮妹妹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即便是被丈夫经常打骂，牵挂4个孩子 的武文英也没有选择离婚或逃避。透过脑瘫双胞胎孩子没上户口、未在当地残联登记注册、家庭困境被村里漏报，甚至错失国家对贫困脑瘫儿童实施康复训练的救助项目等关键情节，人们不能不发现，缺乏制度性的困难救助和社会保障，才是值得诘问的深层次原因。

　　媒体的关注与曝光固然有助于让特困群体进入公众视野，并为其赢得民众的同情和社会的关爱，但终究不过是热闹一时的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拯 救特困家庭于倒悬，“发现一例救助一例”，缺乏主动介入帮扶和可持续关怀性救助机制，成为社会保障乏力的制度软肋。当地媒体4年前的宣传报道，的确让武文英成了名噪一时的“知名人物”，但镇政府、县妇联送来的轮椅、被褥、营养品，以及爱心人士的捐款、捐物，毕竟属于杯水车薪的“慰问”性质，并不是根本性、机制性帮扶措施。

　　统计显示，我国脑瘫儿童约有300万到400万，每年新发病约有6万例。这就意味着全国有 数百万个脑瘫儿家庭常年在几乎看不到希望的“无期徒刑”中挣扎。随着脑瘫儿的渐渐长大，单个家庭的确难以承受其繁重的生活、康复与照顾压力。“我死了，孩子咋办”，更成为长期萦绕患儿父母心头的纠结与困扰。频繁发生的监护人杀死脑瘫儿事件警示我们，只有摆脱“救火式”、“临时性”的关爱方式，建立起稳定性、完善型、系统化的救助机制，才是避免“慈母杀儿”悲剧重演的治本之策。（张玉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