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推行“公咨委问政” 百姓点单政府做菜

　　9月14日，广州大桥扩宽工程论证会，公咨委委员刘永康发言。 记者骆昌威 摄

　　7月26日，公咨委代表到广州大桥附近实地考察。 记者骆昌威 摄

　　7月26日，广州市重大项目公众咨询委员会举行有关广州大桥拓宽项目的咨询会 。 记者骆昌威 摄

　　广州推行“公咨委问政” 探索“政民互动、协同善治”理念

　　2012年10月29日，广州第一个“公咨委”——同德围地区综合整治工作咨询监督委员会代表首次走进市政府常务会议，最终通过将改变30万同德围街坊生活的南北高架桥实施工作方案。

　　11月18日，广州重大城建项目公咨委3位代表再次走进市政府常务会议，“辩论” 广州大桥拓宽工程，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工程启动。

　　沿着这两个公咨委运行脉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广州出现了5个这样的委员会，公咨委委员——如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发声”，在最高的决策会议上陈情，在媒体舆论上表达自己的意见，“公咨委问政”的宽度和深度，正有力地改变这个城市的公共治理结构。

　　正如政协委员韩志鹏所说，“公咨委运行的成功是因为让民意成为改造工程的先导，菜是我们点的，政府只负责做菜。”让社会各阶层积极参与重要城市事务的“治理”，而不再是单纯的管理。广州，已经在探索。

　　常务会议上的讨论——

　　“我们算是国内第一人”

　　与韩志鹏一样，曾经多次对政府行政效率提出批评，素有“曹大炮”之称的曹志伟，正是公咨委问政的见证者，这位政协委员在上个月18日举行的市政府常务会议上，与广州重大城建项目公咨委两位委员范绍佳、王则楚一起参会，讨论《广州大桥拓宽工程方案和系统解决方案》。

　　“我前前后后十多次到广州大桥以及周边的洛溪桥、华南快速和新光干线等多条交通要道考察，不断重复着提出新的设想、现场论证、推翻再论证的过程，直到现在最终方案的形成，所以常务会议上我讲了我的切身感受，希望大家认同。”曹志伟告诉本报记者。

　　公咨委主任、中山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范绍佳也赞成方案，“公咨委提出的意见、建议总体上已采纳，客观地说这个方案系统地解决了相关问题，起到了改善的作用”。

　　王则楚委员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不主张马上建设大桥，广州大桥即使通了，但后面的路怎么办？还有广州大道两边很多比较成熟的社区，会不会影响太大？”

　　最终与会者赞成拓宽大桥，对此王则楚仍然有话要讲，他事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再次重申，“民意的声音还可以再多一些，现在广州重大城建项目公咨委组成中市民数量还可以更加多”。

　　一年前同样参加常务会议讨论同德围南北高架桥方案的韩志鹏感受依然很深，他与另一个受邀代表，同德围居民、退休工程师何世江在会上对方案投了赞成票，“一年来有关同德围南北高架桥的实施方案大范围的正式讨论有3次，各方面意见的PK十多次。”

　　韩志鹏说，作为社会监督机构的代表，应邀出席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参与市政建设项目公共决策，“我算是国内第一人，投赞成票是因为合理科学的居民意见都被采纳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广州率先探索“公咨委问政”模式，强调社会各阶层积极参与重要城市事务，从“管理”走向“治理”，对全国其他城市的示范意义不言而喻，应该大力推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　　

　　普通民众代表上地方政府的常务会议讨论公共项目决策，这是全国第一例。广州在全面推动新型城市化发展中，十分注意倾听老百姓的声音，让老百姓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路子走得对，走得好。大门已经打开， 方向必须要坚持，大胆地往前走。

　　——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　　

　　公咨委经费不会中断，一期用完就会再安排下一期，但全市暂时不会再增设第二个重大城建项目公咨委，会积极发挥目前这个公咨委的作用。

　　——广州市建委主任侯永铨

　　探索城市管理到治理——

　　在一次次协商中达成共识

　　广州“公咨委问政”模式的初步成形，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更契合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引起了多位专家的关注，其在国内其他大城市中的示范意义不言而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让民意通过公咨委的形式进入决策，符合“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重要要求，“我们现在探索治理，就是要从过去的管理转变，反映到一个城市事务中，强调社会各阶层积极参与城市治理，体现自身的价值，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广州走得比较快。”

　　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州市社科联主席顾涧清肯定说，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体现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就在于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一起进行城市的治理，而不是仅仅依靠一种力量。

　　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则表示，普通民众代表上地方政府的常务会议讨论公共项目决策，这是全国第一例。

　　在韩志鹏看来，以“公咨委”、“咨监委”等民主形式参与市政建设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市民能够深度参与，得到政府高度重视，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让管理部门更“接地气”地反映实际情况，在一次次交流、协商中达到共识。

　　但也有一些新的建议被这些实践者提出来，王则楚坦言，“提上公咨委讨论的项目还是太少了，我们现在对其他一些建设项目都有兴趣，这些也可以拿出来讨论，各个部门都可以配置一个公众咨询班子，由不同人员组成不同的公咨委，让更多人为广州的发展献计献策。”

　　公咨委运行片断——

　　“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公咨委”渐渐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符号。

　　公咨委问政在最终决策中的坦率、明朗，并不意味着决策过程顺畅、简单，恰恰相反，讨论、辩解、争吵，甚至中断，伴随着决策的过程。本报记者选取了三个公咨委的运作片断。

　　同德围高架桥方案讨论：

　　一位街道代表不停拍桌子

　　“我已经记不清楚参加了（咨询会）多少次，各方利益激烈争吵过，比如最多争论的修建南北走向高架桥，遇到最激烈的一次就是有一位特邀街道代表不停地拍桌子，当时市建委提出的三个方案在会上全部被否定，经过公咨委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再次协调， 经过三轮近十次讨价还价后，才最终同意了南北高架桥的方案，此外，一度被迫迁址的地铁鹅掌坦站也改回，这完全是居民自己做自己的主。”

　　各方激辩之后，同德围治理方案经过两轮公示后终于动工，在实际操作中又遇到新问题。一些上岸定居的水上居民发现，正在施工的桥梁桩位离他们的“新”家很近，方案公示时他们并没预见到这一情况，当打桩打到家门口后，居民慌了，找到了韩志鹏。

　　“他们就蹲在我家门口，我一出去就被团团围住，然后村民就七嘴八舌告诉他们的诉求，这种情况维持了好几天。”韩志鹏告诉记者，因为同德围居民人数多，居民代表在收集意见的时候不可能一个人一个人地去问，难免有所漏失。于是，公咨委再次出动，在市建委的帮助下将工程暂时停工，并召开新的咨询会，详细论证之后将位置挪动，并装置隔音屏，事情得以圆满解决。

　　广州大桥拓宽工程讨论：

　　突然停电PPT无法播放

　　广州大桥拓宽工程方案的通过，同样经历着一场场的交锋。

　　“第一场是大家PK，选主任、副主任；第二场是建设方介绍项目方案……”曹志伟细细数着自己参与过的咨询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怀疑这个公咨委是不是只走个形式、假民意。”经过一轮又一轮辩论、协商和实地勘察，公咨委和各方成员都意识到这是真的了，“就觉得责任特别重大，要好好干。”

　　“很难忘的是建设方在跟五个利益相关方介绍时突然停电，建设方无法通过PPT展示支撑观点的重要数据。当时建设方就傻眼了，反而是居民代表‘拼嗓子’占了主动权。”之后的几场咨询会上，广州大桥建设方和广州市建委都很耐心，把居民反映的问题逐一记录下来。曹志伟特别提到：“这一点特别值得表扬，话说得难听，他们建委也能接受。”

　　“最后一场投票的时候，建设方把身段放下来了，介绍方案PPT做得特别接地气，一看就知道是在给居民做报告，居民代表也学着做了PPT来表达观点，能够理智维权。大家都通过一次次咨询会成长起来,我们25个委员，10名是市民代表，7名专家代表，远远超过一半的人数了，大家一直理性地反映意见，最后达成了共识。”

　　金沙洲治理：

　　收集3000多条意见促水巴开通

　　“幸福同德围、美丽金沙洲”，金沙洲公咨委的运作也充满着酸甜苦辣。

　　广州在金沙洲的治理过程中也引入了公咨委模式。“从四月份到现在，每个月至少都会有个专题讨论会，这么久了酸甜苦辣各种滋味尝个遍。” 金沙洲公咨委主任、市政协委员曾春航谈及这几个月的生活，有被网友误会的委屈，也有居民心声被采纳的满足，“公咨委在金沙洲收集了3000多条意见，然后反馈到政府，最让人高兴的就是进行到现在，水巴终于开通了，金沙洲对外交通又多了一条道路。”

　　实际上，金沙洲公咨委全名为金沙洲地区公共配套设施咨询监督委员会，如其名，这个公咨委只是针对当地公共配套设置而成立，然而发挥的作用却不仅仅局限于此， 比如水务局对困扰金沙洲地区多年的河涌恶臭问题也重视起来。

　　曾春航说：“每次市长来开会，都会带很多局来一同协商，这个时候打打擦边球，把更多民生问题一起反映了。”

　　五个主要公咨委机构

　　同德围公咨委

　　2012年2月成立

　　城市废弃物处理公咨委

　　2012年8月成立

　　东濠涌公咨委

　　2013年4月成立

　　重大城建项目公咨委

　　2013年5月成立

　　金沙洲公咨委

　　2013年5月成立 （文/记者徐海星、李大林、葛丹、曹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