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治理雾霾关乎城市竞争力

　　市长陈建华乘坐地铁上班经媒体披露，获得广泛好评。把停驶公车、转乘公共交通与雾霾污染状况关联起来，看得出来，市长陈建华旨在带动公务员队伍对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视和身体力行，同时也引发广大市民对城市空气状况的关注。

　　果然，媒体开始热切议论如何把限制公车上路常态化执行下去，省政府参事王则楚则提出，是否可以考虑学习北京，在工作日对私家轿车进行限行管理。

　　这涉及了社会治理中一个常见的两难困境：为社会成员谋最大福利与尊重个体自由之间的矛盾。住房限购、汽车限行，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基于资源配置调控需要的短期行为，能避免就不应当轻易启动此类手段。那么，怎样才算在可避免的范围内？这就需要严密的论证和广泛征询意见。

　　比较一下北京和广州的地铁，可以发现，广州的地铁在分流上班族使用私家车方面，是比北京更有成效的，这缘于广州的地铁更为便利，环境更好，分段定价也使得对价格敏感的人群更倾向于选择公交车。这样的自发调剂效应，自然比一刀切的限行措施更为高明，也更能持久，还避免了一刀切的粗暴导致的不便民——总有限行考虑不周的地方，譬如市民遇到紧急状况需要使用私家车出行，“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用车状况和单身贵族的差别等等。

　　至于公车的使用，更应当从廉政建设角度考虑，即严格依照标准配车，清理超标配置车辆，探讨高效使用公车的办法。一些机关还可以采取单位班车的方式减少一人一车的私家车使用率。也就是说，公车也不必一刀切地停止使用，而是探求如何更为有效、公开、透明地支配公车预算。

　　汽车排放只是灰霾污染的一个方面因素，治理雾霾面临的复杂生态，远比停用公车、限制私车来得复杂。其中最为艰难的当属工业污染和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矛盾，而平衡GPD主义与生态保护，需要对地方一把手的考核标准有根本性的转变，需要智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得到激发，需要市民的环保意识、公民意识进一步提升，可谓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工程，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把路上看得见的车辆减少就能解决问题的。

　　具体到广州而言，广州比其他城市更有条件尝试全民共对雾霾的官民协同治理模式。因此，仅仅市长带头乘坐地铁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是探讨如何调动市民的热情，推动社区治霾行动，使得打一场空气保卫战成为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和一种城市精神。

　　广州那些富有自治经验的社区，在推动垃圾分类和公益事业方面作出有益探索的大型社区，能否在应对雾霾方面找到切实可行的广州模式呢？至少目前并未见到这方面意识的普遍高涨，甚至还有相当消极的状况存在。譬如番禺的很多大型社区，公共绿地遭到破坏，停满了小区业主私家车的情况非常普遍。人们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个随手污染的恶习，也不会把自己的行为与这座城市的空气联系起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忍受污染的那一个，却少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可能制造污染的那一员。

　　市长陈建华搭乘地铁的举动，更大的意义在于带头承认，每个人都可能给这座城市增加污染源，这比显示亲民具有更为建设性的样本作用，也是“市长搭地铁”事件中被公众舆论忽视的另一面。

　　在社会学家的分析中，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无处可逃的风险社会，而这是现代性的后果。我们明明知道汽车排放将引起环境污染，但是谁也不会轻易放弃私家车的保有权利，我们明明知道更多的绿化有助于净化空气，但是很多人依然认为只要不动自己家的花草，公共绿地被践踏了也无所谓。至于工业生产更是有提供就业、发展经济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减少高污染产业、限制排放是更艰难的持久战。

　　在媒体报道中，时不时有外国人或海归华人精英撤离中国的案例，其中报道最多的城市是北京。而北京是中国机会资源最集中的城市，这样的优势仍然抵不过空气污染这一项劣势，可见治理雾霾是关乎城市竞争力的大事。在财富分配方面，难以确保绝对的公平和正义，而在自然环境的风险分配上，却几乎是人人平等的。正是基于这个特点，更加有理由相信，治理雾霾应当是一项全民动员的公共事务，仅靠官员搭一次地铁或下达限制公车的行政命令是远远不够的。(彭晓芸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