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腿者郑艳良自言回不去了：当希望再次被重创

　　2014年1月21日，北京友谊医院。血栓复发的郑艳良躺在病床上，等待身体检测以及相应的治疗。稍微动一下臀部，血栓处便痛得他面部抽搐。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回不去了。”

　　1月21日早上8点多，北京友谊医院外科楼7层的病房里，郑艳良看见我的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重见郑艳良比我预计的要早一天。

　　头几天我还在给他打电话，约好我1月22日出发，趁着小年将至，到这个媒体评选出的“2013年中国十大小人物”的家里做个新闻人物回访，看看他是怎么过年的。

　　未承想，血栓复发的郑艳良又陷入危机，当地束手无策，他连夜被送到北京求医。

　　听到他说“回不去了”，我蓦然有种说不清的滋味。

　　去年，当他患病后断然锯腿在家等死的时候，村民扔给他一张报纸，戏谑让他打媒体电话向社会求助，不料一石激起千层浪，举国关注之下，政府为他免费治病，他还获得数十万捐款。可就当他庆幸自己得救了时，命运再次将他重创。

　　从绝望到看见希望，再到绝望，我不想劝郑艳良人生无常，也不想把他的遭遇归结为宿命，但命运实在是让这个河北汉子趔趄在死生边缘，进退维谷。

　　他躺在病床上，我坐在病床前，两人沉默了足足一分多钟，他才说了第二句话，“我还是得回家等死。”

　　关注意味着转变

　　苦主们羡慕郑艳良那个黑皮笔记本，那上面记了上百家媒体的电话，他们求他帮忙联系记者，让他们的生活也来个峰回路转。

　　这是新闻当事人和媒体人共同的悲哀。

　　2013年10月，我去保定报道这个河北硬汉的锯腿壮举，举国关注下，郑艳良所在的保定市清苑县联系保定市第二医院宣布为这个农民免费治疗，他的脸上经常浮现得救后的笑意。

　　从病中等死到锯腿自救，从免费治疗到获得全国各地的30多万元捐款，虽然庙堂和江湖都还在热议中国医保的短腿困局，但好歹他的锯腿之悲似乎能从这些相对完美的结局中得到舒缓。

　　这年的11月，郑艳良术后返家，之后两个多月，他经常打电话给我，说老有十里八乡的村民慕名来访，今天是村里的地被贱卖，明天是谁的工资拿不回来了，苦主们羡慕郑艳良那个黑皮笔记本，那上面记了上百家媒体的电话，他们求他帮忙联系记者，让他们的生活也来个峰回路转。

　　他一个接一个给记者打电话诉说苦主们的困难，请记者一定帮忙，“我现在好过了，他们这些人日子可难过咧。”

　　无论他是出于虚荣心也好，好心也罢，终归他没有像以前自己锯腿那会儿，无人关注以致“自力更生”。

　　我想那会儿的郑艳良俨然是替苦主们维权的斗士。

　　你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在中国，得到公众视线关注，往往意味着事情会有转机。

　　他想活

　　他偷偷对我说，医生未必肯对我说实话，你帮我去问问医生，剩下的这些钱，这病究竟能不能根治，治不了，我回家去啊，余下钱，还有老婆孩子，省得到时候人财两空。

　　但只是转机又能怎样？

　　郑艳良头一次回家等死那会儿，他的妻子当着他的面为他准备寿衣。只是因为无钱治病。

　　他这次血栓复发，三十五六万元的捐款因为数次看病已经花去了近10万元，剩下的这二十多万，疼得“像被大雨浇过一样”出汗的郑艳良厉声质问妻子，还有这些捐款，你咋不给我治病。

　　他想活。

　　妻子痛哭流涕，又急又气，其实那个农村妇女也被他的病折磨得筋疲力尽，她一边跟郑艳良说，这些钱，都给你治病，直到治好，我一分都不要你的。

　　转过脸，把脸哭花的妻子对我说，我真绝望了，我老觉得这点钱来北京看病是根本不够啊，我们该怎么办？

　　保定的医院已经给他免费治过一次了，北京对他们而言是个太大的地方，再碰上有医院愿意免费治病的好运气，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郑艳良其实是“色厉内荏”，他质问妻子不给他花钱治病，但妻子到北京的大街上给他买了个煎饼当午饭，花了7块钱，他反反复复叨叨了好几次，“这也太贵了，我们保定才4块钱。”

　　妻子不在的时候，他偷偷对我说，医生未必肯对我说实话，你帮我去问问医生，剩下的这些钱，这病究竟能不能根治，治不了，我回家去啊，余下钱，还有老婆孩子，省得到时候人财两空。

　　还是钱。

　　说到底，是他觉得摊上的这件事，他自己已无力化解。

　　他得听天由命。

　　郑艳良是个例吗？

　　一名官员私下对记者表示，农村大病却没钱医治的人数太多，在医保提供帮助有限的情况下，像郑艳良这样的情况，解决他的问题还是得依靠社会力量捐助。

　　我总想，如果一个人患病只能等死，那毕竟不是个事儿，而避免这种状况发生，则是一个国家的医保制度该干的事儿。

　　我想到去年10月在郑艳良的家所在的保定市清苑县采访时，一名官员私下对记者表示，农村大病却没钱医治的人数太多，在医保提供帮助有限的情况下，像郑艳良这样的情况，媒体报道使他引发关注，解决他的问题还是得依靠社会力量捐助。

　　他的言下之意是，这是个偶发个例，个例只能特殊解决，但我只能承认郑艳良锯腿是个偶发个例，我曾实地探访过郑艳良所在的村庄，只在那个村子的一角，我就找到3户因病苦挨时光的村民。

　　不能每个“郑艳良”都要媒体关注吧？也不能每个“郑艳良”都要社会力量捐助吧？

　　我想郑艳良事件已经具备足够的样本意义，媒体关注和社会救助只能缓解一时之急，注定无法根治痈疽之疾。

　　□张永生（新京报社会新闻部记者，发表《锯腿等死者郑艳良的医保与依靠》、《自锯右腿者郑艳良重陷血栓危机》等系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