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京津冀“双核”效应阻碍人口疏解

　　你愿意搬离北京吗？专家认为京津冀“双核”效应阻碍人口疏解

　　河北省26日和27日接连出台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给日渐升温的京津冀一体化话题又增添了不少热度。

　　随着北京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源环境超载严重，交通拥堵顽疾难除……北京人口规模如何控制已经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再到老百姓都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能够带动北京人口疏解吗？如何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和城市功能，增强中小城市对产业和人口的吸纳力，缩小城市差距呢？28日，新华网记者采访了这一领域相关专家学者，希望为这一问题找到答案。

　　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

　　“每天上下班来回快4个小时，早上天没亮就得起，晚上回家就剩下睡觉了，连话都不想说，每天一出门面对的就是拥堵的交通。”家住北京大兴，在北四环上班的于鹿说起每天的漫漫上班路就一脸疲惫。在她想来，如果保定也有差不多的就业机会，倒是愿意“拖家带口”回保定，房价还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课题组指出，目前北京人口规模相对于城市现有资源环境已经严重超载。而这种人口激增的趋势仍在继续，只要北京首都优势、发展机会多、社会福利高等优势继续存在，大量人口就会从全国或世界向北京涌来，如果对人口不加以有效的疏解和控制，终将导致北京整座城市不堪重负，陷于瘫痪。显然，依靠简单的户籍管控等行政手段已无法阻止、也不应阻止外省市人口对北京优良资源的追求。两难之下，北京人口疏解迫在眉睫。

　　“站在国家战略层面，并从京津冀区域更大的范围内，去探索北京人口的有机疏解和控制，将北京人口控制的‘两难’，变成人口疏解与区域协同发展的‘双利’，这是我们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课题组认为。

　　26日出台的《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指出，河北将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以建设京津冀城市群为载体，充分发挥保定和廊坊首都功能疏解及首都核心区生态建设的服务作用，强化石家庄、唐山在京津冀区域中的两翼辐射带动功能，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及新兴中心城市多点支撑作用。

　　课题组认为，北京拥有全国最多的教育、医疗、旅游、会展资源和各类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可以选择把北京的一些非首都核心功能，如一些满足全国市场需求的科技、教育、医疗、会展等功能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疏解到有承接条件的城市和地区。在疏解产业和城市功能的过程中带动人口的疏解。

　　你愿意搬离北京吗？

　　从交通、生活成本、居住成本来讲，保定去生活确实比北京舒服得多，但问题又来了：于鹿的孩子马上上幼儿园了，现阶段正在接受各种“早教”。这位年轻的妈妈担心的是，如果到了保定，教育医疗水平能和北京比吗？“现在可能差别还不大，但上了小学呢？高中呢？那差别就大了去了。”想到这，于鹿又开始迟疑了。

　　京津冀区域内中小城市实力不强，吸纳产业和人口的能力太弱，影响了北京人口向周边疏解。课题组认为，京津冀城镇体系格局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特征，从京津冀城市人口的分布来看，京津2个超大城市聚集了60.82%的常住人口，而24个小城市只吸纳了常住人口的1.49%，反映了众多小城市实力不强，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太弱。京津“双核”极化效应明显，区域内不平衡性仍在加剧。这种城市“大的过大，小的过小”的不合理格局，导致中小城市难以借助承接中心城市产业和人口实现快速发展，也造成了像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难以通过产业和人口的疏解来解决“大城市病”。

　　课题组负责人表示，京津冀区域内产业落差大，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差距大，难以顺利实现功能对接。大都市周边的新城建设因城市功能不健全，配套不完善，对中心城区人口疏解的作用不明显。

　　近年来，从北京新城建设的成效来看，新城在疏解中心城区产业、人口及功能方面的作用尚不明显，分析原因与其城市功能不健全，公共服务配套不完善，影响了它们在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等方面作用的发挥。因此，探索如何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和城市功能，增强中小城市对产业和人口的吸纳力，进一步缩小城市间的发展差距，是促进北京人口疏解的重要途径。

　　如何避免出现“卧城”，实现真正一体化？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该如何避免“新城变卧城”呢？课题组负责人认为，加快京津冀中小城市建设，提高其资源集聚能力、产业承接能力和功能吸纳整合能力，为北京产业、功能、人口疏解开通渠道。完善新城功能，促进产城融合，打造科技、生态、宜居新城，在大都市周边建立若干“反磁力”基地。通过以业兴城、职住挂钩、强化公共服务、建设生态宜居环境，完善新城的城市功能，使其成为中心城区和外来产业和人口的承接地和聚集地。如制定与新城定位相关联的产业支持和限制政策，通过产业转移和城市功能疏解，推动北京人口向新城转移。

　　另一方面，是要提高北京的准入标准，加强人口的精细化管理和服务，有效控制人口无序增长；在产业升级中，要建立相应的产业退出机制和准入制度，淘汰劳动力高度聚集的低端服务业，如无质量保证的低档餐饮、商业服务业、附加值低的批发市场等，控制低端产业吸纳人口；制定保障性住房政策时，既要满足引进人才的需要，又要有利于人口的布局调整。

　　新闻链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由来

　　京津冀合作命题由来已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城市经济研究室主任刘治彦介绍， 2001年，以吴良镛院士为首的研究团队提出“京津冀北(河北北部)”的概念，简称“大北京”。主要指以北京、天津为核心，京津连线为主轴，包括由京津唐(山)和京津保(定)两个三角组成的菱形区域，并大规模地开展了“大北京”地区的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目前各界热议的“首都经济圈”与上述概念演替有很大联系。

　　首都经济圈主要是指京津以及其周边的河北省各中心城市组成的城市圈，即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以及河北省的石家庄、秦皇岛、唐山、保定、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8个城市，简称2+8城市体系。伴随这一地区经济实力增强与基础设施完善，逐步扩大到整个河北省，乃至环渤海其它城市，“京津冀”地区实际上是环渤海及北方城市带的核心。

　　近10多年来，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中期阶段，汽车、房地产业崛起、重化工业快速发展，内蒙、山西成为主要煤炭、电力生产基地，河北成为钢铁、建材重要生产基地。天津成为重要制造业基地。同时，北京作为首都的独特魅力以及产业层次多样化，使得外来人口大量涌入，15年间人口净增人口900多万，年均增加60多万，促使房地产投资与租赁业快速发展，房价虚高攀升。随着居民收入增加和小汽车步入家庭，交通拥堵日趋严重。区域重化工业污染、市内汽车污染、工业污染交织在一起，环境质量急剧下降。在这一背景下，京津冀合作问题再一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刘治彦说，京津冀经济协作或首都经济圈协调发展是我国城市化进入中后期的一个标志，是中心城市由点状聚集向网络分散过渡的表现。但在利益攸关方缺乏互补共赢诉求情况下，京津冀深度协作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京津两市一支独秀，对周边的河北省各城市拉动较小，与珠三角与长三角相比，缺乏完备的城市体系，缺少影响较大的二线城市和实力较强的三线城市，各城市之间功能互补性不强，协调性较差，竞争大于合作。这不但制约京津冀区域发展，也影响环渤海及北方城市带整体发展。(记者 姜春媛 底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