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八成非京籍青年租房而居 治群租或引栖身之惑

　　北京新一轮整治违法出租房屋已经开启。

　　从今年3月份到年底，北京市全面开展房屋违法出租问题治理工作。此前在2013年12月，北京市下发了《关于在全市开展房屋违法出租问题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房屋管理的规定》等文件，明确提出要全面恢复群租房房屋原有规划格局。

　　一份调查显示，超过8成外来非京籍青年租房而居。当群租房面临消失，他们或许将陷入困境。在生活成本日益高涨的大城市，适合他们的“栖身之所”到底在哪里？

　　群租客的“沮丧”

　　3月下旬，一张署名“东城区违法出租房屋整治联合执法组”的《告知书》贴在了王琪租住房屋的门上，告知书写着“租住的房屋违反了北京市关于出租房屋管理的相关规定，属于违法出租房屋，请尽快通知房主或中介公司进行整改，逾期将强制执行”。

　　王琪租住的崇文门附近某小区的房屋，属典型的群租房，百余平方米， 30多位租客，上下铺，一个床位900元/月。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告知书》，在上一次遭遇到整治群租时，中介公司就让租客搬到了现在的地方。

　　王琪来自吉林，从当地一所卫生学校毕业，经过磕磕绊绊地找工作，成为北京某三甲医院的护士，工作不到两年，收入微薄。最开始，王琪并没有想过会选择群租。她一个人曾租住了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小单间，上班路上得花一个多小时，条件也不好，“墙薄，屋外有什么动静都听得一清二楚，特别是晚上，一点声音都能把我吵醒，不仅休息不好，而且很害怕”。后来，王琪经人介绍，搬进了现在的群租屋。

　　如今，群租屋要求被整改，王琪一直在等中介公司的消息，看会如何处理。“这是该中介公司的最后一个据点，如果再被整治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可能面临再一次搬家，王琪显得格外沮丧。

　　“栖身之所”何在

　　日前，在关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基本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副部长黄明称，北京2000年至2012年的12年间，流动人口增加了517万人，每年增长43万人，“城市资源环境压力太大，确实需要减负”。

　　北京“减负”成为趋势，即是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外来非京籍人员或多或少被列入其中。“整治违法出租”，在民间也便被传为控制人口规模的措施之一。

　　北京高昂的房价，让大多数 “北漂”选择了租房而居。2013年12月发布的《2013年租房市场报告》显示，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中，北京月均租房成本最高，达1479元/月。价格更低的群租房，自然成了“北漂”的无奈之选。

　　近日，北京市团市委、市政协社法委青少年工作小组联合发布了《北京青年人才住房状况调研报告》，调查显示，外来非京籍青年有80.7%租房，能够居住在自有住房之中的比例仅为13.2%。从租房类型来看，有15%的人居住于群租房、农村低矮平房以及地下室之中。

　　在北京已经快8年的于刚来自河北，初中文化，多是打些散工。为了省钱，他一直住在群租屋里。他告诉笔者，群租屋的环境十分混乱，没有统一打扫的清洁人员，每个人只能管好自己的那一片；租房人员工作时间也不一致，很难休息好。尽管如此，于刚还是选择了继续忍耐——“因为房租低”。

　　于刚租住在东五环附近，也已经收到了整治告知书。如果现在租的地方被取缔，“那就再找一个群租的，总会有这样的房子吧”，于刚颇是无奈。事实上，于刚不是没有想过离开北京，“没户口，没房子，总不能一直这样漂着啊。”

　　毫无疑问，像北上广这类大城市能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就业岗位，也能开拓视野、增长知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实现“城市梦”。

　　对于王琪、于刚他们来说，如今最现实的情况是，当群租房消失，接下来怎么办，收入未涨，生活成本却增加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杨舸看来，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必然面对生活成本上升的问题，“说起来有些残酷，但这就像物种进化一样，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

　　一位社会学者认为，城镇化在陆续开展的进程中，人们可以更为理性的选择奋斗和居住的城市，找到更为适合自己发展的栖身之所。(实习生 何冬梅 陈敬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