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记者谈广州火车站大改造：已错过最佳时机

在本报1988年2月16日的这篇报道中，“春运”首次见诸报端

　　“春运”一词，最早在1953年为铁道部所用，然而，那时候的“春运”并非我们现在理解的“春运”，因当时该词仅限对“春季运输”的称呼，与“军事运输”等同理，并没有涉及农民工回乡潮等内容，也未被媒体应用继而为大众所认知。改革开放，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广东用工潮渐现，1988年2月16日(农历十二月廿九)，羊城晚报头版报道《顺利通过历史上最大客流洪峰》始见“春运”现诸报端。

　　从“春运”首见报端至今，时隔26年，姜齐放已从一名普通跑线记者成为羊城晚报首席记者。回忆起春运报道点滴，他认为那些片段与场面，仍然震撼人心。

　　“1986年、1987年的春节前夕，广州火车站开始人流渐增，连续两年，我跟着铁道部去做客流调查。1988年，我们在羊城晚报首次使用‘春运’，接着所有媒体也都开始用这个词。1989年2月4日(农历十二月廿八)，头版头条就是《广州第一个春运‘洪峰’安然度过 一百三十多万旅客节前踏上归途》。而且，就在1989年，全国春运第一趟大棚车从广州火车站开出。”姜齐放回忆道。

　　姜齐放表示，大棚车(也称“大篷车”)的使用是广州火车站春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大棚车原是用来运猪的，没有座位的，我记得一般硬座车一节车厢可以坐110人，大棚车就可以挤上160至230人。”作为一线记录者，他主动要求上了一列从广州到武昌的大棚车，进行跟踪报道，“当时我是唯一一个上车的记者，广铁一听我要上车都紧张得要命，派了一个带枪的公安，一个车队长还有一个工作人员跟随我上车。出乎意料的是，车里的农民工一听到羊城晚报记者来采访，都很高兴，还有很多人送我水果，那时候的人相当纯朴。”

　　这一次体验，让姜齐放留下了深刻印象：没有厕所的车厢里，排泄物夹杂着各类食物气味，一到中途靠站，很多人就跑下车到处大小便；狭窄的空间让人几近疯狂，一路上有人受不住直接跳车跳轨……

　　1998年1月下旬，暴雪袭击湖南，导致多处铁路供电中断、信号失灵、道岔结冰，京广铁路受阻。从1月21日下午6时至次日上午11时，广州站开出的列车没有一列到站，北上列车也无法开出。广场一夜滞留20万人。

　　“我带着经济部另一名记者到现场，当晚，铁道部作出全国支援广东的决定，从各局调派20趟列车前往广东，这可是空车啊，亏大了的。时任铁道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傅志寰，副部长刘志军，副总调度长常国治，总工程师华茂昆等赶到广州指挥疏运；广东省武警总队1500多名官兵，驻穗部队400多名战士镇守广场维护秩序……这是广州火车站第一次正面面对严重冲击。”他说。第三天，救援列车赶到，京广线也逐步恢复畅通，铁路史上罕见的“大抢运”开始了——60个小时内，广州站竟送走旅客50万人，而其设计能力为日发送2万人。

　　“1998年大滞留”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铁路春运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广场划出了专属铁路的缓冲区、搭建了候车雨棚，进站上车的流程逐步完善，地方政府与铁路也开始了长期的密切合作，这些新形式甚至成为许多地区组织春运的“范本”。

　　“到了2008年冰灾，冲击更大。当时媒体的一个关注点在，广州市政府和铁道部在指挥方案上发生冲突。铁道部认为，广州火车站广场中间一定要是空的，如果广场上全部是人，送饭、疏导等等就没办法进行；但市政府认为这空位还能放两三千人。时任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和广州市市长张广宁争得很厉害，结果最后还是按铁路的方案。”回忆着广州火车站春运期间的种种“内幕”，资深记者姜齐放如数家珍。

　　“改造已错过最佳时机”

　　资深记者姜齐放：不管是从改造决心、协调力度还是补偿金额来看，这次改造都是广州城市建设史上的大手笔、大动作、大难题。因此，两年后未必真能如市政府承诺那样启动。

　　记者：在铁路春运报道上，您有着超过20年的经验，那么对于这次广州火车站大改造您有何看法？

　　姜齐放：我的观点就是三五年内都改不了。

　　记者：为什么？

　　姜齐放：广州站是在老城区、市中心，现在它周边地区包括桂花岗、三元里一带的地都很值钱了，要扩容必然涉及拆迁，而这笔拆迁费用将远远超过改造本身的费用。何况还涉及附近商厦的搬迁，这笔补偿费用也是巨额。所以，改造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

　　记者：您的意思是不能改？

　　姜齐放：不是，我认为改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改造后火车站在接驳城际交通、打造珠三角“一小时经济圈”上，发挥重大作用。现代人出行必须讲究高效、便捷，南站虽然硬件好，但离广州市中心实在太远，你看我在东山口去南站，路程就得花45分钟，还从南站接驳到其他城市，这不符合“一小时经济圈”的发展方向。广州火车站地理位置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也仍充满魅力。

　　记者：所以，改造是必需的，但难度很大？

　　姜齐放：是。广州火车站地区土地产权很复杂，而且涉及商业批发市场、城中村改造，因此，不管是从改造决心、协调力度还是补偿金额来看，这改造都是广州城市建设前所未经历过的大手笔、大动作、大难题。因此，两年后未必真能如市政府承诺那样启动。记者 何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