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当心利益表达的极端化倾向

　　反对极端表达，不应该是单向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只反对群众性的极端表达，对于以资本和权力为依托的极端利益表达同样要反对，而且要优先反对，否则就无法说服老百姓放弃极端表达。

　　媒体对最近发生的两起群体性事件的反应，比事件本身更值得关注。

　　这两起事件，一是广东化州市丽岗镇及附近部分群众聚集，反对在该镇建设殡仪馆，结果是当地政府已决定停止该项目建设；二是在茂名，部分群众为表达对拟建PX项目的关切，在市委门前聚集，官方表态则是“如绝大多数群众反对，决不会违背民意进行决策”。

　　从媒体对这两起事件的态度看，和前几年遇到同类事件几乎一边倒站在抗议者一方不一样，这次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一些媒体开始关注到群众诉求和公共利益的矛盾，发出了诸多有引导力的声音，从中颇能看出媒体职业理性的成长，这或许折射出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侧面。

　　媒体对这两起事件暴露出的不理性一面的关注，说明中国社会的理性化程度在增加。比如如果不建火化场，当地老百姓就要到一百多公里外去火化尸体，而对PX项目的激烈反对，则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对科学常识的误解。毋庸讳言，一个社区，一个群体，甚至一个人或家庭，都有权利表达利益诉求和关切，但诉求的表达手段一旦超越了公共利益的边界，甚至和公共利益对抗，那便有了极端化倾向，就值得当心了。所谓表达的极端化，就是只承认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不承认公共利益的合理性，把自身利益无条件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在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利益表达日渐活跃的当下，这种倾向值得关注。这两起事件，尽管各有起因、各有自己合理的要求，但都有某种突破公共利益边界的苗头，比如群众对建设火化场的反对，就受到一些网民的批评甚至是调侃。

　　必须强调的是，反对利益表达的极端化倾向，和保障表达者的合理合法诉求并不矛盾，这也是媒体普遍的、更为理性的看法。因为公共利益是各个群体和阶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整体拓展公共利益的时候，不能以损害个人和群体的具体利益为前提，否则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本身也就不完整，这些常识在媒体对事件的评论中都充分体现出来了。不仅如此，我个人认为，反对极端表达，不应该是单向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只反对群众性的极端表达，对于以资本和权力为依托的极端利益表达同样要反对，而且要优先反对，否则就无法说服老百姓放弃极端表达。

　　反对利益表达的极端化倾向，应该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底线，尤其应该成为资本和权力的底线。任何一个利益主体，不管是居民、政府还是投资者，只要在公共利益的边界外追求极端利益，都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所不同的是，来自群众的极端表达主要是防御性、保守性的，而不是扩张性、攘夺式的，因此，虽然表现为激烈的言行，但并不封闭，只要合理合法诉求得到回应，化解矛盾的成本并不是很高；但以资本和权力为后盾的超强势极端利益表达，则是进攻性、扩张性和攘夺式的，值得高度警惕，比如最近长沙市“限价专供”公务员小区，就是这样一个极端案例。

　　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了极端表达的习惯，绝对不是好事；如果“极端表达+一闹就停”成为一种反应模式，就更不是好事，长此以往，地方政府将成为能力疲软的弱政府，并将由此衍生更多意想不到的可怕后果，这更加值得警惕。这给一些地方政府提出了严峻的课题，破解这个难题，需要智慧，更需要提升治理能力。(金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