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红头文件”比法律管用？

　　发“红头文件”为嫌犯请求取保候审，如此荒谬的做法笔者还是头一次“领教”。让人不解的是，地方政府为何要为商人讨这个“人情”呢？彼此间有着怎样的利益交融？不免让人疑窦丛生。

　　不能让“红头文件”比法律管用。这份为嫌犯请求取保候审的“红头文件”，裹挟着浓郁的行政意志，暗地里在跟法律较劲。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为“保护”当地企业，明示或者暗示法院系统怠于执行外地法院对于本地企业的判决书、裁定书，导致外地企业即便赢得了官司，最终得到的也只是一张“法律白条”。行政干预司法的背后，有着相当复杂的经济利益链条，想斩断这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绝非易事。

　　“红头文件”代表着公权力，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和强制性。地方政府滥用“红头文件”，不排除是权力“媚商”抑或是权力“敛财”。稍加留意不难发现，这份为嫌犯请求取保候审的“红头文件”，无不透出一种行政干预司法的“霸气”。先是“作为农民企业家，确实是不懂法而不慎犯法”的委婉求情，接着道出“任其发展下去极有可能引发重大社会不稳定事件”的严重性，最后是“如不能在今日给李定胜办妥取保候审，不仅会对本企业集团造成致命打击，也会给相关企业造成重大损失，将对双峰甚至娄底的经济发展、财政税收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影响”的威逼，这哪里是请求，分明就是一纸“要挟放人”的檄文。

　　由此而看，干预司法的“红头文件”不仅要及时予以制止，那些让“红头文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公权力，也应一并纠正，将其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黄春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