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母孝子回乡后不会种地 回忆自杀被救“并不感激”

　　回到村里的杨九没有地种、没有工作，除了陪母亲外，经常一个人长时间蹲在村头 摄/法制晚报记者 吴海浪

　　临近中午，山脚下透着一丝雨后的清凉。

　　他坐在沙发上朝着门外发呆，低低的帽檐下，一双眼睛失了神。旁边躺着的是他全身瘫痪的母亲，母亲静静地睡着，瘦弱的身躯蜷缩在沙发上，微微歪着的嘴里含着还未吃完的糖。

　　在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弄贯寨，对于住在这间板房里的母子，周围的村民们无人不知。他们就是被媒体称为“弑母孝子”的主角杨九和他的母亲。

　　1月18日，杨九在东莞市厚街镇一出租屋内，挥刀砍向瘫痪的母亲，后用剃须刀片割腕自杀。所幸母子二人均无生命危险。当地检方经调查认定，杨九有犯罪中止、自首等行为，考虑其只身打零工照顾病母多年，4月3日，对其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如今，杨九带母返乡已一月有余，《法制晚报》记者远赴云南采访发现，原本想要重新振作的他，却再一次在务农、打零工和外出打工的抉择中陷入迷茫。杨九感叹，这里似乎成了他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孤独：乡亲无法理解自己

　　阔别三年，再一次背着母亲踏进弄贯寨的故土，33岁的杨九觉得陌生了不少。

　　这里与三年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许多村民家都盖起了漂亮的二层小楼，漫山遍野的水田种满了成片的甘蔗，街道上不时有小轿车经过。到了晚上，不宽的路上也亮起了盏盏路灯。

　　而杨九家两间不足30平米的板房，则是他和母亲现在唯一的栖身地。

　　这间板房是当地民政部门得知杨九母子要回来后，专门找人替他们修盖的。尽管比不上别人家的小楼，杨九也充满感激。

　　杨九回来的前一天，不少媒体已经守候在村委会的活动处等待。回来后，从盈江县、平原镇到富联村，各级政府都带着米面和钱相继到杨九家慰问。

　　这一切都让他始料未及。“我没想到做了这样的事，大家还这么关心我。”杨九不好意思地说。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除了媒体，村民、邻居都纷纷上门劝说、开导杨九，希望他不要再做傻事。在乡亲的感染下，杨九焦虑的心平静了一些。

　　只是，接下来该怎么生活？他还没有想好。

　　5月是农忙多雨时期，寨子里的男女老少都忙着下地务农，个个皮肤晒得黝黑。而戴着帽子，一身T恤牛仔裤，皮肤白皙的杨九却显得很“潮”。

　　他很少出门，沉默寡言。“他们(邻居)对我很好，但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进去，聊一下就不想聊了。”杨九说，他觉得别人无法理解自己的感受。

　　说话间，杨九不自觉低下了头，皱着眉头，点起手中的烟狠狠嘬了一口。

　　如今，他时常会打电话给在东莞从前工地的老板任建华，说自己想回去上班。但每当老板问到母亲该怎么办时，杨九就陷入了沉默。

　　心情郁闷时，杨九就靠抽烟喝酒排解。他常常回忆起东莞繁华的高楼大厦，相比乡村的安静、孤独，他觉得“那边才是我的家”，并常常嘀咕“我都有点后悔回来了”。

　　疏远：觉得妹妹非常陌生

　　这次回乡后，两个嫁往外地的妹妹专门请假回乡探望母亲，而这几乎成了十年来一家人的首次团聚。在村民眼里，弄贯寨贫苦的人家不少，但杨九家绝对是最具悲情色彩的。

　　早年间，杨九的父亲经常搬家，没有固定的工作。“他东溜西逛，过一天算一天。”富联村村支书李所朝介绍。后来，他在弄贯寨定居，和杨九的母亲张彩娣结婚生子，可没多久又去了缅甸，一走就是十几年，生死不明。

　　那时，杨九和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年纪还小，母亲张彩娣只好独自带着四个孩子生活。由于没有劳动力无法种地，一家五口人只能靠挖野菜度日。

　　1997年，消失了十多年的父亲突然回到寨子，但除了带病的身体，什么也没带回来，短短半年便病故了。那一年，杨九只有16岁。

　　葬礼上，杨九说，家里谁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只有他哭了。“至少别人还有爸爸叫，但我却再也没得叫了。”

　　父亲走后，哥哥成了家，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妹妹去了瑞丽打工。

　　“我去过很多地方，包括腾冲、陇川、缅甸，之后就越走越远，家里人几年也见不上一面，妹妹什么时候出嫁的我都不知道。”杨九说。

　　随着家人的聚少离多，亲情对杨九来说越来越淡。这次两个妹妹回盈江看母亲，杨九高兴之余，却觉得两个妹妹非常陌生。

　　“不知道她们这些年过得如何，但一定比我好，她们俩没什么负担，看起来都长高长胖了。”杨九说，妹妹们只回来了三四天便离开了，除了说让他照顾好母亲，什么也没留下。

　　母亲，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生活：习惯挥霍不会攒钱

　　2011年，杨九再次带着母亲外出打工。

　　在东莞的三年时间里，他们租住在厚街的出租屋里。为了方便照顾母亲，杨九靠在工地打零工维持生计，但收入并不稳定。有时候一天能挣上一二百，有时则一分也没有。

　　压抑的生活中，偶尔让杨九感到一丝放松的就是和工友们一起吃饭喝酒。受周围人影响，他很快学会了以烟酒为伴。

　　杨九出手大方，有时候一天挣200多块钱，一顿饭就和工友们挥霍一空。“我不会存钱。”杨九说得理所当然。渐渐地，他也发现，自己一旦有钱，工友们就会来找他吃饭喝酒，可没钱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来。但他还是会时常请客，“就是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开心。”杨九说。

　　回来后，他将热心人士捐助的5000元钱和两张银行卡交给村副主任李桂兰保管。“我担心自己拿着很快又花光了。”杨九说，他打算把这些钱攒下来以后给母亲用。

　　回忆：并不感激救命者

　　精神的空虚稍稍有所填补，生活的困难又随之而来。杨九最害怕的就是无工可做，没有收入。出事前半年，他几乎没接到活，最困难的时候，连续几天都没有吃过饭，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工友借几块钱尽量让妈妈填饱肚子。

　　对于那段时期，杨九一直缄口不言。

　　在出来打工的三年时间里，杨九几乎没有和村里的人联系，除了代管母亲养老金的李桂兰。

　　每次，杨九没钱的时候都会打电话向她求救。去年一年时间里，李桂兰分别给杨九打过三次钱，总计2000元。

　　出事前三个月的一天晚上，李桂兰再次接到杨九的电话。“他当时好像喝了酒，说自己没钱了，工也不打了，妈妈快不行了，妹妹也联系不到，让我给他汇养老金。”李桂兰说，她告诉杨九养老金已经提完，没有更多的钱了。

　　随后，杨九便发短信骂她，说“我生活不下去，钱也没有，房租交不起，你一点也不管我，我要自杀了……”李桂兰很气愤，随后，李桂兰的女儿发信息让杨九不要再来打扰他们。

　　而在出事前，杨九经常喝过酒后就在家里大喊大叫，乱砸东西。他甚至让几个工友替自己买老鼠药，“他们都说我神经病。”杨九苦笑着说。

　　谁也没想到，这个“玩笑”成了现实。2014年1月18日，杨九挥刀砍向了母亲的后颈部，随后用剃须刀片往自己的腹部划了两刀，并割开了自己左手腕的动脉。

　　事发后，工友们最先发现了杨九母子自杀的情况，将他们救了下来。但杨九说自己“并不感激”。“我出事前让他们帮我，他们都不肯。”

　　庆幸的是，经过抢救，他和母亲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4月3日，东莞检察院考虑到杨九独自照顾母亲，长期贫困等导致精神崩溃、未造成严重后果等因素，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重返田间：连施肥都不会

　　如今，重返家乡的杨九本想在这片故土和母亲重新展开生活，但一切却不如他想象中的容易。

　　像杨九这样在外打工回乡的人，多半难以重回务农生活。

　　弄贯寨地处山脚下，耕地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整个寨子220余人，人均只有1.2亩田地，平均每人年收入5700元。但李所朝告诉记者，寨子里大部分的年轻人还是选择留在这里种地，只有少数人外出打工。

　　据弄贯寨社长排腊炯介绍，由于周边有一家生产蔗糖的工厂，目前大部分村民都选择种植甘蔗。一亩甘蔗地平均能产6吨，除去成本费用，一亩地的利润有2400元，再加上农闲时打零工的收入，村民的生活都衣食无忧。

　　杨九家有7亩地，算村里田地较多的人家。但他和母亲在出去打工前，已将家里的田地全部租给了别人，租期为五年。如今，租期未到，他们还无法收回来。

　　“只能等到租期到了再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杨九说，再过两天他会去看看情况。

　　李桂兰表示，如果他想种地村委会会尽力帮他协调把地赎回来。“但问题是赎回来他得种啊！”

　　杨九对于种地依然没有自信。“我以前种过水稻、玉米，但都没有收获过，我不会种，到现在连施肥都不会。”杨九很无奈。

　　但这些在李所朝看来，仍是杨九自身的问题。“说不会种，其实就是懒。如果他愿意好好种地，养活家是没问题的。有谁是天生就会种地的？”

　　目前，杨九母子的生存主要靠各级政府送的米面维持。每天杨九除了照顾母亲，基本都是待在家里。

　　他常常感到很孤单，有时候一个人会哼几句歌。他说他想种地，但又很想回东莞：“如果他们能好好照顾我妈妈，我就可以出去打工……”

　　同龄人的共鸣：还想回东莞

　　回到家乡的一个月，杨九并没有很强的归属感。“我感觉自己好像无法融入大家，再也回不来了。”杨九感叹。

　　弄贯寨社长排腊炯住在杨九家隔壁，杨九回来后去过他家几次。“都是我叫他他才肯来。”排腊炯说，现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语速缓慢，总会有很多小动作，不时地抓抓头，摸摸脸。说到一半，有时突然就笑了，整个人看起来懒洋洋的。

　　但只有晚上，同村的朋友来看望杨九，白天无精打采的他眼睛才一下子亮了起来，整个人都有了精神。

　　眼前的这个男孩只有20出头，自然卷的头发配上黑黑的皮肤，看起来十分老练。“他是我最好的朋友阿责。”杨九向记者介绍。

　　阿责从前和杨九一起在东莞打工，2012年回到老家务农，两人已有两年未见。说起杨九的事，阿责说自己并不感到意外。“他一个人带着老妈，还那么辛苦，要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或许是这份理解，杨九把这个比他小近10岁的男孩视作最好的朋友。杨九回乡后，两人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听歌喝酒。只有在那一刻，杨九看起来才是放松的。

　　“务农太辛苦了，大太阳得去，下雨天也得去，我的手到处都长满了茧子。”阿责伸出双手抱怨着。虽然在家务农已有两年，但他和杨九一样，更倾向于外出打工。“我打算过一阵子再去东莞，”阿责说，“东莞毕竟是大城市，既繁华又热闹，挣得也比这里多。”

　　2014年5月10日晚上9点半，邻居们都已熄灯睡下，杨九家却传出了欢快的音乐和阵阵笑声。(侯懿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