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领导“以身试水”，执法更要“上岸”

　　治理河水污染，要宣示更要宣战。污染之重，很多时候是因为执法沉默，甚至是执法权与河水相互“污染”。所以，让领导下河游泳，更要让执法健康“上岸”发挥应有效力。

　　“群众对水质标准的认知，不是用数据来了解的，而是通过可饮用、可游泳来判断，更应以领导干部以身试水来检验。”浙江“可游泳河段”申报活动日前启动，在6月26日举行的申报活动的视频会议上，浙江省人大副主任茅临生表示。浙江要求领导干部要下河游泳给群众看，在确认为可游泳的河段里，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将组织进行横渡或畅游活动。(6月29日《新京报》)

　　犹记得去年初发生在浙江瑞安市和苍南县的两起“网民悬赏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事件，尽管引发舆论关注，但最终并没有环保局长敢接招。相较于此，浙江省人大即将开展的“领导下河试水”活动，既是对民间吁请的回应，也堪称是河流治污的进步。毕竟，在很多人看来，一座城市的河流是否污染严重，地方官员敢不敢下水游泳已成为重要衡量标准。

　　从积极意义上看，组织地方官员和人大代表下河游泳，可以理解为对河水治污成果的宣示。而且，这种宣示以“身体试验”的方式，更形象、更直接地告知民众水质状况，相较于水质数据公布更真实可靠。政府部门公布的水质监测数据再漂亮，只要领导不敢下河游泳，就会丧失起码的说服力——数据可造假，而“身体试验”的反应却来不得半点虚假。从这个方面看，浙江做法显然有进步价值。

　　但是，根本上看，领导下河游泳尚称不上是治污的法宝。“可游泳河段”的申报不具有强制性，各市如没有可游泳的河段，也可暂不申报，这意味着只有水质安全的河段才会用来游泳。这就难免让“可游泳河段”在横渡或畅游的聚光灯下，以放大的正面效应去忽视和掩盖“不可游泳河段”的问题。说到底，不具强制性的申报和游泳，很容易被地方政府演绎成“选择性”游泳。

　　更何况，即便可以横渡或畅游，也并不能表明该河段水质就可以高枕无忧。2011年7月，广州市连续第六个年头组织了官员和市民一起横渡珠江活动，彼时水质清澈。而就在横渡珠江的第二天早晨，大量水浮莲就覆盖了广州市区的珠江江面，“一夜之间景象大变，让公众对珠江水质究竟如何产生了疑问”。由此可见，即便是“可游泳河段”，似乎也不是可以随时游泳。资料显示，全国每天约有1亿吨污水直接排入水体，七大水系中一半以上河段水质受到污染，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这种情势下，若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在“可游泳河段”横渡或畅游，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治理河水污染，要宣示更要宣战。污染之重，很多时候是因为执法沉默，甚至是执法权与河水相互“污染”。所以，让领导下河游泳，更要让执法健康“上岸”发挥应有效力，而对依然沉浸其中碌碌无为的执法人员，严格依法予以问责和罢免，这或许比让其下河游泳更具威慑力。事实上，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监督，是各级人大的法赋职责。(特约评论员燕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