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让罪恶不再抽象让历史指引未来

　　7月3日，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明华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从即日起，中央档案馆将在其官网上公布45名受审日本侵华战犯的亲笔供词。发布会上还传出消息，除了此批经中央档案馆选取的、新中国成立后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战犯供词外，另外1017名战犯笔供也将适时公布。(相关报道见A6版)

　　在七七全民族抗战爆发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此举无疑是对中华民族曾经国难和抗争历史的一种独特的纪念。在该举措的实施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颇具深意的细节值得注意：

　　其一，采取了互联网发布的手段。由于网络所具有的免费、开放和分享特征，这既有利于专家学者利用档案开展研究，也大大方便了普通民众零距离地接触一手历史材料。同时，还能够借助群体的力量去发现“罪恶的细节”，在传播中控诉罪恶，警示国人。

　　其二，公布的内容包括笔供日文原文、中文译文两种档案原件的扫描版，同时配有在此基础上整理的中英文摘要。这样的展示方式，可以有效地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受众可以通过摘要在短时间内了解档案的关键信息，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而到原文中查找相关细节；而直接将两种版本的原件公布，则提升了相关材料的权威性，使其可以成为日军侵华所犯罪行的公开证据。此外，中文、日文和英文三种展示语言的结合，既能够在内容上相互印证，又大大扩展了相关材料的受众范围。

　　其三，在原貌展示供词的同时，对笔供中涉及的受性侵犯女子的姓名进行了虚化处理。这个细节充分体现了对受害者的人道主义关怀。虽然大半个世纪过后，当时的受害者可能多数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们的名誉及其后人的权益，仍需得到充分尊重。此种人性化的举措，反映了相关部门在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大历史”时，并没有因此忽略或无视卑微的“个体”。这在家国观念浓厚、缺乏对个体生命充分关怀历史传统的我国，是一种应当充分肯定和赞扬的行为。

　　其四，采取了每天公布一名战犯笔供，分45天完成的方式。如果一股脑地将所有档案全部放到网上，普通民众面对卷帙浩繁的“故纸堆”，很可能会望而止步，或是淹没其中。这种“剥洋葱式”的渐进发布方式，既能够调动人们的好奇心，又有利于受众逐步了解和消化有关信息；既可以通过拉长公布时间吸引更多的关注，又能够在营造仪式感的过程中扩大相关材料的影响力。当全部45名战犯供词公布完毕之时，恰好是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前后。届时，中华民族当可以在经受一场鲜活的历史教育之洗礼后，再来纪念那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

　　上述几个细节表明，此番公布的日本战犯系列供词，能够为中华民族的国民抗战教育提供一种丰富而可靠的一手史料。长期以来，普通民众对那段沉痛历史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过于简单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各种各样的抗战故事或影视剧来完成的。历史教科书提供的通常只是伤亡数字，故事往往并不确切，而抗日剧越来越“雷人”，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除此之外，多数人对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确切罪行，通常只剩下抽象的、缺乏可靠史料支撑的模糊印象。此番公布的供词，当然也不能完全解决如何改进我国抗战历史教育的大课题，但至少会对其有所裨益。

　　当然，从中央档案馆在其官方网站中为此项活动所作说明中，我们能够看出，公布战犯供词还具有明确的针对性，那就是用历史证据公开反击安倍内阁上台后“美化对外侵略和殖民历史”、漠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等种种倒行逆施行为。像一些“抗日雷剧”那样妖魔化敌人，无助于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反而会混淆世人视听，让历史变得面目模糊；铁证如山的一手档案，则是对谎言和歪曲的绝佳反击。

　　在首份被公布的供词中，我们看到了日军侵华时期的陆军中将、曾任日军第117师团长的铃木启久所犯下的累累罪恶。当我们看到“只我个人的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烧毁和破坏中国人民的房屋18229户，其实际数字很可能还多”的供述，以及数十页供词中对相关罪恶实施过程的具体描绘时，罪恶已经不再抽象，真实的历史正在从细节开始得到还原，而历史只有在还原其本来面目之后，才能更好地指引未来。卜永光(浙江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