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日报：“举村离婚”凸显政策漏洞之患

　　为了能在拆迁中获得更多补偿，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云关乡多个村近来出现大规模假离婚和买卖户头现象，有一个村一半以上的村民都已离婚。村民陈某一家祖孙三代全都在同一时段内离婚，其中还包括陈某已80多岁高龄的父母。(据《京华时报》7月14日报道)

　　把婚姻和房子等物质利益捆绑起来，是近些年来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现象。过去，市民为规避房产调控政策办假离婚的事我们听到过不少，而今，又有了农民为多得拆迁补偿而“举村离婚”的新鲜事。现实当中，对于类似的假离婚，人们见过太多弄假成真、人财两空甚至引发刑事案件的新闻报道，其中的教训不可谓不惨痛，可为什么许多人还是甘愿冒险一试呢？

　　这或许要从假离婚带来的“真好处”中寻求答案。以报道中的陈某一家为例，他们家房子大约有1500平方米，祖孙三代原本是3个户头，按补偿政策，只有720平方米的房子能获得高价补偿。但全家都离婚后，3个户头就变成了6个，便有1440平方米的房屋能获得高价补偿。这中间的巨额补偿差价，对于普通农民家庭而言，无疑具有巨大的诱惑。况且，在他们和其他村民看来，“离婚”并没有什么损失，“反正日子还是照样过”。

　　再往深层次里分析，假离婚之所以能带来“真好处”，原因就在于相关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漏洞：政策规定了“按户补偿”，却没有设置统计户头的截止日期；在统计过程中，购买的户头管用，通过假离婚增加的户头也算数。如此一来，“举村离婚”现象自然会“应漏而生”。试想，如果相关部门事先能够进行充分的摸底调研，搞清户头底数，或者规定按照人头或占地面积而不是简单地以户头作为补偿标准，相信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假离婚泛滥；如果规定参与补偿的户头数以相关文件发布日期为准，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产生假离婚的念头。

　　总之，一项政策存在的明显漏洞，客观上会对某些不当行为起到“诱导”或“激励”作用。可以说，这样的政策即使不是坏政策，也注定难称好政策。就此而言，“举村离婚”闹剧无疑再一次警示我们：制定公共政策是一门大学问，既要周密严谨，尽可能避免出现明显的漏洞，又要做好必要的纠错预案，以便在实施过程中及时加以调整和完善，将漏洞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这样，才能有效避免钻政策空子等不良行为出现，使各项政策发挥出最大效能。徐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