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型城镇化：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此后，“新型城镇化”成为一个热词。去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随后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今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正式出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内涵不断丰富，要求更加明确。

　　为什么要提出新型城镇化

　　一方面，城镇化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进一步凸显。近年来，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低迷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常态。从国内情况看，中国经济已进入个位数增长期，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必须牢牢把握住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是一个重要选择。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规模庞大的农民工阶层，与城市居民构成了“城市二元结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还没解决，又出现城市二元结构，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二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带来的“城市病”问题。三是大量的农民工进城造成的农村“空心村”和土地撂荒问题。还有诸如土地占用过多、利用粗放，“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问题；“大拆大建”、“千城一面”，破坏城市文化和历史的问题等。

　　这些问题，党中央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期间，就已经注意到了。“十二五”期间城镇化率达到预期水平不成问题，关键是要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科学发展水平。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国城镇化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进一步创新思路，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

　　从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文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来看，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要求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新型城镇化是“质量明显提高”的城镇化。这是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同时，要促进“城”和“乡”的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

　　新型城镇化是“四化”同步的城镇化。这是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的新要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即“三化”同步。在科技创新日新月异、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加速发展的今天，推进城镇化必须把信息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任何一方面都不可偏废。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镇化的目的在于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让广大人民共同分享城镇化的成果，要让有意愿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融入城市，有就业支撑，有政策保障。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以人为本”。

　　新型城镇化是体现生态文明理念的城镇化。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体布局，对推进城镇化提出了新要求。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要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这是《“十一五”规划纲要》就明确的方针，《“十二五”规划纲要》进一步规划了“三纵两横”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并据此提出推动相关城市群的发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要优化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

　　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

　　从世界城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当城镇化率处于30%—70%之间时，是城镇化中期阶段，发展速度相对较快。我国的城镇化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阶段，需要积极推进，但又不能急于求成。具体来说，要着重解决好四个问题：

　　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表明，城市群在集聚人口和占国家经济的比重上，都占了主要份额。我国长三角城市群以占全国1.5%的面积，集聚了5.9%的人口，创造了18.1%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城市群。未来要在东部地区和有条件的中西部逐步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大城市群，培育壮大一批区域性城市群。同时，要根据城镇规模和综合承载能力，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或社会保险参与年限等为基准，由各类城市制定公平合理的农民工落户标准，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镇居民。

　　解决地从哪里来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村庄用地没有随人口减少而减少，农村规划滞后，自然村布局零星分散，土地闲置和利用效率较低的问题突出。通过土地整理和增减挂钩等方式，统筹使用城乡土地，是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问题的重要途径。可以从农村人口转移和村庄变化的形势出发，推进村庄的适度集中。但关键是要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避免出现农民“被动上楼”、耕地“占优补劣”、“实际耕种面积减少”等现象。

　　解决钱从哪里出的问题。城镇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果以13万元作为农业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来测算，现有的近2.6亿农民工，就需要数万亿。需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包括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等等。另一方面，要让农民变市民，农民还必须有钱。这无外乎在土地上做文章、土地外寻出路。除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等增加收入外，很重要的是必须依法进一步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解决现代农业谁来搞的问题。城镇化客观上是一个农村人口逐步减少的过程，但决不能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产为代价。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必须要解决好谁来种地的问题。从目前农村的现状来看，基本上是“年轻的走，老少的留；有文化的走，没文化的留；健康的走，病弱的留。”这样的人力结构，显然很难担负起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任。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要依托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工商企业等，通过土地流转、土地入股、农民变农业工人等方式，来增强农业的效益和吸引力，让人觉得扎根农村有搞头、划得来。同时，应突出特色推进新农村建设，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城镇优秀人员进入农村，实现城镇人口和农民的双向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同步发展。(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