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准时下班”是底线责任

　　今年4月，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研究的结果表明，青壮年在睡眠中不明原因猝死的案例，从1990年1月至2013年8月，24年间东莞至少发生了1124例，其中2004年到2013年的10年间有697例，而且案例越来越多，发病的高危因素依然存在。 (据7月21日《广州日报》)

　　当没完没了的“加班文化”与“爱岗敬业”画上等号的时候，劳动价值的支取，迟早要以极端面目呈现出来。勤劳固然是美德，但若是常年“被勤劳”——因制度所累、职业所累而无休无止地疲于奔命，这样的人生，恐怕没有丝毫美好可言。

　　今年4月，媒体曝出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个月加班时间190个小时，中餐和晚饭时间平均不超过15分钟。在连续一年的持续高强度加班后，33岁的冲模设计工程师刘先军猝死在东莞市的一个出租屋内。2013年11月，《小康》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当中开展这一调查，共2013人参与。中国人的最大年度感受就是“累”：有人“身累”，有人“心累”，有人“特别累”，还有人“越来越累”。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青壮年过劳死，无非两个因素使然：一是“勤劳观”被异化。早在1894年，在中国度过半个多世纪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就曾撰书了《中国人的脸谱》一书，写道“从早到晚善于劳作几乎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特质”。时过境迁，劳作方式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同样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已天壤之别，此时再以工作时长论英雄，无非是逼人过劳。二是劳动监察睁眼闭眼。逢年过节，口惠而实不至的加班权益，导致不少企业更肆无忌惮侵占员工“工余时间”。市场经济虽没有身份依附关系，但基于劳资博弈的天然不对等，企业很容易绑架员工的作息时间。此时，如果工会与监察部门“屁股决定脑袋”，免费加班只怕终究是敢怒不敢言。

　　令人忧心的是，过劳死“尸检难以获得可解释死因的病理学证据”，可能连工伤都无法坐实。相关的劳动保护法规为何呵护不了底线的生命安全呢？这些年，企业最喜欢用社会责任标榜自己在财税、生态、公益等方面的积极作为，但恰恰很少展示自家员工的生存状态。也许，对今天的中国企业来说，“准时下班”、“有偿加班”才是最底线的社会责任。(邓海建)